说什么，都不如好好吃一顿

 
文：云也退
做体制内记者的时候，我时常能捞到一些免费看戏的机会。有一次在戏剧学院看了一场研究生的汇报演出，演的是《老妇还乡》，迪伦马特的经典之作。戏到了最后，贵妇的魔影笼罩全城，男主角伊尔被市民逼死，从一个高台上消失，十几二十个人站在高台上，高举双手，接住贵妇从空中撒落的钞票。这本来是一个极富警世意味的定格，结果，台上的人急不可耐地朝坐第一排的老导演挥手欢呼。纸钞没撒尽，红绸子、鲜花就抛了上来，里里外外一群演员，以及场记、剧务、舞美、化妆，将满面红光的老师拥上台，咔嚓咔嚓，照个不停。
他们怎么能这样呢？他们不知道这对观众和作品都很不礼貌吗？当时我想。
但后来我能理解这些学生了。他们连轴转了好几天，大概体能和注意力都达到了极限。而且，他们毕竟是想演好戏的，不是拿它当幌子。我遇到的更多的情况，是人们聚在一起根本就没心思做什么，只是为了——吃一顿。
我大概是个比较苛刻的人，总觉得一群人一旦进入吃饭环节，之前做的事情就降了一个档次。在文化人的圈子里，我也算待过几个时辰，他们经常围绕一个作者的一本新书举行个活动，在讨论会上，作者坐在中间，翘起一条腿，听旁边的人说话，读过的谈谈感想，没读过的就说说与作者的交情。眼看时间不早，发言欲归零，于是，拿了三五百车马费的记者，还有闻讯赶来的好读书者自行退散，剩下的人，这才像同谋者一样相视微笑，把憋着没说的“祝大卖”轻轻说出口，然后彼此招呼着，步子轻松地朝附近的饭馆走去，再无人谈书或者写作本身的事了。
美国小说家唐·德里罗在《白噪音》里写到一个情节：希特勒研究专家杰克，去参加一次为期三天的学术会议，与会的有约九十人，“他们全都兴高采烈和充满热情，大笑时唾沫飞溅，喜欢穿过时的服装，亲切、随便、讲究准时。”会场里喜庆气氛十足，会后，“希特勒问题学者们聚会，闲逛，狼吞虎咽地吃，龇着大牙笑。”
这段尖锐的小插曲，揭示了“现时代的聒噪”之典型一种，在聒噪之中，人最常见的心理是心不在焉，是放任自己在本能的表层漂浮。与一本普通的新书相比，围绕希特勒、战争、大屠杀之类主题的学术研讨似乎和事后的饮宴更加不搭了。杰克对此是有意识的，他觉得自己参与到普遍的无所事事以及虚伪的狂欢里；德里罗用了陌生化和蒙太奇的手法：一边是学者们的饕餮之声，另一边是杰克独自坐在写字桌前，一点一点地陷入一种“秘密生活”，这“是我抵御毁灭的最后一道防线。”
但其实，西方的商务餐饮习惯，已很有效地抑制了饮食对人的分心。我参加过不少次国外品牌的商业活动，它们只设简单的餐饮，在场的人自始至终都取站姿，最多也就是把胳膊肘拄在小圆桌上，彼此凑近了说话，腹式发声可以让他们在极嘈杂的环境里也能听清彼此，如同在百丈空中稳稳地踩中一个游动悬崖。我总是一个人，无人可聊，就端着酒杯，靠在开放式平台的栏杆上，抬起酒杯，让酒液濡一下嘴唇，然后放下。瘦瘦的、一身炭黑色的服务生端着盘子在人群之间走来走去，我随时可以叫住他们，从他们的盘子里拿走半满的酒杯和围棋棋子大小的甜饼干。
经过头两次的不适应后，我逐渐意识到这样做是有道理的。站立时的人，躯干肌肉保持紧张，始终要注意面部表情，以对视其他人的眼睛，因此不会轻易堕态。简约的餐饮防止人的注意力不恰当地转移到口腹上，酒虽然无限供应，但一次只给半杯，以免你一口闷掉。主管肉食的厨师，气宇轩昂地站在烤乳猪、炸牛排和香肠的后边，得到你眼神和手指的示意后，用锯肉刀细心地拉下薄薄的一小片，放进你的盘子里。所有这些都在提示你：你到这里来的目的不是用餐。有很多像我一样，拿完一个信封后就无事可做、又不好意思开溜的小记者，需要一定的意志力才能克服下蹲的诱惑。
即使是私人场合，只要吃的是正宗的西餐，我也常常觉得对美食的享用，总是处于某些礼仪和习惯的阴影之下。比如，有人告诉我叉尖朝上的摆放，表示“我吃完了，请收盘子”，叉子摆错了形态，你上趟厕所，吃了一半的菜就没了，你对面的人也不会替你做主。西餐馆的服务生，收盘子的积极性一向奇高，好像生怕一不留神被你偷了似的。
于是在正宗的西餐馆，你还真没有能十分松弛的时候。而我们中国人，要吃饭总是得坐下的，处于完全的放松状态，让嘴和肠胃彻底接管下面的时间。每到吃饭的环节，所有人都显得情绪一振，觥筹交错，彼此把盏，表示之前的一切都放到一边。素性文雅的人也不排斥吃饭，似乎认为那是文雅的报偿；更多的人一旦吃起大餐来，都像是连续加班一个月后终于赶上了年会一样，之前的一切努力，至此有了一个交待。
这就是所谓民以食为天吧，既然惯例不可违，那就彻底拥抱它。
去年10月，我们在澳洲国立大学也有三天的会议，这无疑是我参加过的最严肃的一次学术讨论，每个与会者都必须就自己提交的论文（15000字以上）发言，每人还要按事先的指定，对其他人的论文做对口的评点和提问；花在每个人身上的时间至少有30分钟。第一个晚上，我们去吃了一顿西餐，每人点了一道菜，面条或通心粉配三文鱼之类，以我平时的速度，一分钟就能吃完。席间有土生土长的澳洲白人，也有在墨尔本、悉尼读书的中国硕士生，他们谈兴甚浓，硬是把一顿原本半小时就能吃完的饭（有25分钟是在等待上菜）抻长到了一个半小时。
第二个晚上照旧。到第三天中午，最后一个议程完毕，组织者，一个哈佛博士、中文流利的加拿大籍汉学家，忽然开口说：“算了，我们吃中餐吧？”
其他人轰然响应，不知为何，从来不稀罕美食，自认为可以适应所有饮食习惯的我，几乎激动地淌下泪来。我或许有一副兼容并蓄的肠胃，但在观念上，我未必和其他国人有多大不同，仍然是以饮食为一种终极的犒赏：做点事要是不吃一顿，好像还不如不做。而西方人，在我看来他们也乐得借着吃中餐的机会，摆脱那些繁复的考虑，在一大锅沸腾的川菜里，打捞几乎取之不竭的荤素……毕竟是惬意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