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月中抵达算起，来东京也有3个月了。 2020年的第一个月开始，就看到那张朋友圈里的聊天截图了(后来知道截图来自于李文亮、艾芬等医生的朋友圈)，确实，看到截图我紧张了一下，因为源于对2003年SARS的记忆。
但是紧张感几天就舒缓了，一是政府部门公开回应让人觉得只是零星的小范围冬季感冒；一是华南海鲜市场离我日常活动范围有5公里之遥，好几年都没去过了。我不太认定政府部门的发言，尤其是得知国家派专家组来武汉后，当然接下来专家组传递的信息还是令人安心。
然而在期末考试来临之前，孩子所在学校据说流感爆发，有的班级一时间大半学生感染。几天暗许后，孩子还是发烧了，在家治疗观察2天没有好转，带去最近的武汉中心医院就诊。急诊科接待量体温问诊的第一句话就是最近去过华南海鲜市场没有，我安心地回答没有。等到医生问诊，第一句话也是，但隔着口罩的语气和眼神并不紧张。随后就是血检，半小时不到出结果，1小时左右出流行病检测结果，原来是甲型流感。医生开了奥司他韦和抗生素，回家吃了2-3天，恢复如常。
孩子终于没有错过期末考，成绩公布还不错，接着就准备赴日旅行，期间全家还到养老院看望了我爸妈。一到冬季，高龄的父亲尤其让人担心，他有二十多年的糖尿病史，最近几年血压也高了起来。不过这次探访让我安心不少，爸爸的面色带红，讲话中气也足。 “如果保持这种状态，我觉得还可以活3、4年。”他讲得坦然，我们听得慨然。
从养老院回来，大厦楼下的空地搭起了灵棚。 “又不知道哪家的人走了，这段时间没断过。”“可能是气温低，身体不好年纪大的扛不住吧。”我跟T边走边答白。
旅程开始的前几天，晚餐享用T的美肴，喝了些绍酒，夜里睡下后忽然有些发热。 “你不会是在发烧吧?”T问。 “是喝了酒的，不会是发烧。”我说。然而第二天真就发烧了，吃了几天药也没有好转，虽然是低烧，也没有特别不适，但出行在即，我还是到中心医院检查了。中心医院解放前叫汉口天主堂医院，近几年口碑欠佳，不过附近居民还是选择这里治头疼脑热之类的小病，人流相对少于同济、协和医院。问诊、听诊、查血，当然，医生第一句问的仍是最近去过华南海鲜市场没有。看过检验结果，医生让我回家多休息，多喝水，暂时不用吃药，看病情发展再诊。过了2天，出行在即，烧没有退，T也着急，再去医院检查就陪我一起了。
挂号急诊，护士量了体温，让我去旁边发热门诊。中心医院的发热门诊不知是哪年专门开辟的，挤在南京路－鄱阳街交汇的一角，建筑陈旧，似乎是中心医院唯一没有改建的地方。原来陪T也来过，所以清楚发热门诊的环境不好，我倒是想去急诊内科诊断，但在急诊科、发热门诊之间几番有意无意的推诿后，还是在发热门诊就诊了。虽然室外湿冷，但发热门诊狭小闷热的房间、走道里已经挤满了注射的患者和家属，在其间穿行必须转动身体，不时言行提醒前面停滞的人。我让T在外面等，自己等候问诊。过了一会儿，戴着口罩和面罩的女医生匆忙赶来，问诊中，排前面的老太太病情描述反复不清，女医生不时打断，提醒她说简单点，问答相应，我赶紧在心里准备了一番。所以，医生简洁询问之后，看喉咙，听肺，开检测单很快。而T还是担心地等在门口，我让她不要待在门诊室内，反正检测也要等，不如先回去。 T坚持陪我做完各项检测，已经是中午了。医生看了胸片和血检报告，告诉我情况还好，开了奥司他韦和抗生素处方，让回去一边吃药，一边观察，这下我们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谢了医生，正要离开，一个身穿防护服的小伙子招呼医生:“XX医生，等会儿登记科室名单，去医务科领防护服，快一点啊。”“难道朋友圈里医生聊天的截图是真的，怎么连医生都要用防护服了，不是有结论不明肺炎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吗。”转念一想:“还好查过2次了，也没去过华南海鲜市场，身体向来健康，肯定是偶然受凉引发的感冒，吃药就会好了。”
出来医院，T与我商量，为保险起见，再到社区医疗所打几天针，这样病也好得快一些，我觉得不错，就直接到社区打了3天点滴，症状好像有些缓解，所以第三天早上打完点滴，我们全家3人怀着期待和不安出发了。从天河转香港再到成田，一路上没有旅途疲累的感觉，飞机降落时，我一度觉得这场感冒就过去了，但坐在京成线列车暖暖的座椅上，我没有舒适的感受，就觉得胸中有热浪阵阵冲出皮肤。几天后，武汉封城的新闻震撼全球，日本之旅从医院开始了。
辗转抵达酒店，已是深夜。我们稍事整理，就各自回房间休息。 T和孩子一间，我的房间则在另一栋楼。酒店近新宿闹市，房间局促气闷，开窗通风才稍稍缓解。服药睡下，体温一直在38.5℃左右，难以入眠。熬到快天亮，体温降了一些，总算睡了一阵。再起来已经是上午十点多，洗漱完，到酒店周围转了转，风大，在楼下便利店勉强吃了面包就到T和孩子的房间。 T也发烧了，体温升到37.8℃，她服了药，不断喝水，一直躺着休息。我也回房间吃药，一直坐卧不宁。总算挨到傍晚，烧仍旧没有退。 T发信息说好些了，一起下楼吃晚饭。我们就近到楼下的中华料理餐厅随便点了些菜。我尝了尝回锅肉，觉得实在难以下咽，感觉体温又高了起来。
付款的时候，T向一位懂中文的经理咨询酒店周边的设施，他礼貌客气地向我们介绍，然后交代了同事几句，坚持带我们去附近的诊所。我们边走边聊，这位东北口音的先生告诉我们自己名叫田中，T问到:“听口音您是中国人吗?”“不，我是日本人”田中回答。我们聊起国内疫情的情况，我脑袋昏沉地听着，“中国的政府，总是贪污和腐败。”田中突然说，我吃了一惊，思忖着岔开话题。正好走到诊所，门已经关了。田中看看门前的开业时间，告诉我们明天早点到，可以方便预约。他也要返回工作，临走前，又掏出一些药给我，并告诉我们是抗生素，在日本必须有医生的处方才能买到，晚上可以服一粒，每天一次，我们感谢再三回房休息。
路过大堂，T提出再到前台接待处咨询一下看病流程，我觉得全身乏力，坐在椅子里等。还好前台有位戴眼镜的姑娘W中文流利，她告诉我们在日本看病都要先预约，不然医院不会接待。 T看我的状态觉得最好尽快治疗，商量一致后，请W为我们联系医院。第一家是附近的D医院，W描述我的病情，T在旁补充。我看着W姑娘的表情从期待变得遗憾，猜到被拒绝了，似乎是D医院没有夜间发热科门诊之类的。我振作精神，打算跟T讲干脆明天再去医院，W却示意稍等，又拨电话联系。终于好像有了结果，W告诉我们，稍远的J医院有夜间发热门诊，接受了预约，不过我们要自己前往。安排好孩子休息，我们戴好口罩，搭出租车到了J医院。
夜间的医院更显整洁安静，T把写着预约信息的便签交给门卫——一名友善礼貌的中年男人，他很快确认了，带我到诊疗室，让T在大厅的长椅等候。不多时，进来一位姑娘，客气地招呼后就开始繁琐地问诊，她准备了翻译器，尽量简短地一句句询问病情，我盯着屏幕一句句回答。她问得很仔细，碰到描述困难的句子，也会用英文，而我则半猜半就地回答。接下来为我看喉咙，听诊，然后告诉我情况还好，开了3天药，嘱咐我多喝水多休息按时吃药。道过谢，到门卫大叔那里付费。看来自己的病情还好，走出医院，我和T都松了口气。
夜深了，回到酒店，洗漱完，用谷歌翻译扫描药品说明，原来医生开的是退烧药和头孢类抗生素。正好体温升到39℃多，我吃了药睡下。大概半个小时后，全身大汗淋漓，烧退了，起来擦身，再躺下，终于睡了个完整的觉。
上午起来，身体轻松了一些，下楼散步早餐。 T发信息说烧退了，精力已经恢复，今天就带孩子出去转转，并问我好些没有，能不能一起去。我说想多休息一天，等恢复些再说。我问孩子:“会用谷歌地图了吗，能带着妈妈走回来吗？”“会、会!”她早就想出去探索新世界了，不耐烦地答应着。去年在大阪对地图还迷迷糊糊，今年就能自信地带着妈妈出行了，孩子学东西真是快。
他们出发后，我打算吃了午餐就上楼休息，尽快恢复状态，享用剩下的10天旅程。围着酒店转了二圈，总算在B1层的拉面店坐下，点了一碗海鲜拉面。不知怎么的，平时还算可口的拉面也难以下咽。一定要补充营养，我鼓励自己，勉强吃了半碗，还是放弃了。回到房间，量体温，又过了39℃。傍晚时，T和孩子回来了，打包好晚餐送到房间，她看我没有减轻，不禁又担心起来。我安慰说:“晚上服药加点分量，多喝水，睡一觉，明天就会好了。”
晚上服药，还是J医院开的退烧剂起了作用，大汗一场后，烧退了，可以睡一会儿，但体内说不出的难受，胸膛里源源不断有热浪涌动。后来，只能靠退烧药才能压制体温。第三天，退烧药只剩一粒了，我自知病情难愈，为耽误了行程而可惜，T则主张立即去医院检查。我们到酒店前台求助，W姑娘没有上班，沟通颇费时间。 T建议我先买机票回国，方便治疗。我觉得就是严重感冒，没必要折腾，不如就在东京治疗，在酒店房间休息。商量一二，我们带好前天看病的诊疗书，又到了J医院。
J医院接待处，在一位懂中文的医士帮助下，我们总算描述完了病情，然后安排应诊医生，当我坐到呼吸科小巧的诊疗室里，已经是下午了。诊疗室很小，门是推拉式的，但仍精巧地布置了观察病床、血氧仪、洗手池、工作台、电脑。这时，一位清秀的女士推门进来，她用翻译机与我交流，声音轻柔而礼貌，令人安心。自我介绍后，R医生耐心地问诊，因为我的英语实在不行，所以有的问题会重复确认。在常规检查过后，R医生让我稍等，然后出去了不知多长时间，我坐在局促的诊疗室里，直觉得心慌意乱。当R医生再走进来，她告诉我肺部可能有些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血液和CT检查。我想再检查一次也好，毕竟从上次在中心医院检查算起也有好几天了。
检查做得很快，CT也有多语言提示，无非就是吸气，憋气，呼气之类的。采集血样、尿样都在诊疗室。等我回到诊疗室，坐了一会儿，R医生就进来了，她告诉我可能得了肺炎，并且排除了已知病毒性感冒的可能。 “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得的是现在家里正流行的那种不知名感冒，怎么可能，自己抵抗力应该不错啊。”我心里暗想。 R医生让我稍等，要出去与T商量。过了一会儿，T进来了，送来纯净水，说医生认为我得了肺炎，怀疑是家里流行的那种病，因为没有传染病科室，需要转到其它医院治疗，现在正联系。我犹豫片刻，说就依医生的安排，让T赶紧出去，以免传染。在诊疗室里焦躁地等待着，只有喝水、转动身体打发时间。过了不知道多久，实在忍不住，我呼叫了护士，问还要等多久，很快R医生进来，客气地说:“抱歉让您久等了，我们正联系医院和救护车，大概还需1小时，请坚持一下。”我点头致谢。
当听到外面嘈杂起来时，T拉门叫我出来，说救护车到了。我这才走出诊疗室，天已经全黑了，走廊里气氛变得紧张起来。戴着口罩和面罩的消防员客气地打招呼，问我能否自己行动，是否需要协助躺到担架上。我说自己来没问题。 T和我转身向医生和护士鞠躬道谢，登上救护车，在警笛和扩音器喊话声中，向下一个医院出发了。
走了有半个钟头，救护车停在医院的急诊通道门口，医护人员引导消防员把我送进门边的一间诊疗室。诊疗室宽敞明亮，三面由落地玻璃围成，门也是推拉式的，救护设备齐全。身穿防护服的医生自我介绍后，简要地询问基本情况，开始量体温，测血氧饱和度。工作结束，她进入位于门口的隔间，脱下防护服外的保护套，手套，放进垃圾桶，然后用消毒液喷洒，并进行手部消毒后才出去。
过了几分钟，一位男医士推来一部移动X光机，因为体积比较大，在那位女医生的帮助下，才通过两道推拉门进入诊疗室。他也是客气地自我介绍后，调整我的姿势，放好平板探测器，为我拍了胸片。结束后，他进入隔间，先为自己消毒处理后，再用消毒液仔细擦拭了X光机才离开。
又坐了一会儿，来了2位医生，一男一女，身穿防护服，带着面罩。在门外观察片刻，进入了诊疗室。他们一一自我介绍，而我则茫然地点头，因为高热头晕，没怎么没听进去。男医生戴着黑框眼镜(几天后才分清楚是主管医生H，而女医生是实习医生L)，有点严肃，他用翻译机与我交流，听诊，查喉咙。这时，外面又进来一位中年男人，听过两位医生报告，然后用相当标准的国语微笑着打招呼:“你好!”我还以为是位懂中文的医生，也用普通话应答。他忙解释到:“我只会说一点。”他用听诊器检查了肺部，跟两位医生交代了几句，就消毒离开。
L医生拉开诊疗室的门，H医生推来一架轮椅，示意我坐上去，推着我大步在走廊里穿行，上电梯，到某层停下，又穿过走廊，推入了门口有隔离间的单人病房。我瞟了一眼里面的设备，想:“这不是ICU吗，莫非我的病情严重了!”接着又进来几位医护，帮我安排床垫被子。当我躺下时，心里的平静下来，明白自己安全了。
这时，在楼下隔离诊疗室用国语打招呼的医生进来(第二天T告诉我这是主治医生S)，旁边的一位小伙子担任翻译，协助他问诊。我告诉他们，除了体温高，自己没有咳嗽、胸闷、呼吸困难、疼痛、腹泻等症状，也没有药物过敏史，T也在一旁补充。同时，护士已接好了监护仪。我看了一眼，除了心跳接近90，稍快，血压正常，血氧90％，不知算不算正常。 S医生结束问诊，交代了几句，离开ICU。担任翻译的小伙子告诉我，现在要抽血化验，会有点疼，请我忍一忍。我想不就是化验抽点血吗，没什么嘛。 H医生让小伙子拿着采血管，自己拆出采血针，当他靠近时，透过口罩和防护罩，我听到他有些急促的呼吸声。他找到肘窝，按了几下，确认下针点，入针，在取采血管的时候，不知怎么没衔接好，血一下子从针管另一端涌出来，滴在床单上。两人紧张处理了一下，算是取完几只血样。 H医生转身，拿出一支长长的棉签，担任翻译的小伙子告诉我要深入鼻腔取样，有些不舒服，请我忍耐一下。当细长的棉签进入鼻子，转动时真有些说不出的胀痛，好在一下就结束了。 H医生结束工作，拿着样本离开。病房里，T与翻译小伙子交流治疗程序，小伙子告诉她，医院的专职翻译已经下班，自己是日本人，因为家里长辈来自福建，所以懂中文，是临时来担任翻译工作的。
正说着话，H医生进来了，他招呼翻译小伙子商量，小伙子转头对我说:“实在不好意思，刚才的血样有点问题，能不能再采集一次。”我点头称是。 H医生重新操作，这次顺利多了。时间已是晚上10点多，我催促T赶快回去照看孩子，不要在病室久留，以免传染。这时护士拿着点滴针剂进来。看来今晚就要开始注射药物了，病情有些急啊。护士自我介绍后，口头核实了我的名字，开始静脉注射，并安置了鼻导管。看着我开始治疗，T的情绪放松了点，叮嘱一番回去了。大家离开后，我四下打量着陌生的环境，想着旅程开始就进了医院，要是能够尽快治愈按时回国就好了，左思右想，难以入睡。到半夜，注射结束，护士处理完，拿来一个小便壶，告诉我小便完不能随便倒入水池，只能留在便壶中；如果是大号，务必在房内的坐便器中完成，然后告诉护士处理。我点头应承，她道了晚安离开。躺下后，感觉稍轻松了些，恍惚着睡着了。
早上醒来，也不知道几点。起身整理床单，发现病房的一面墙边有盥洗盆和水池，墙上装了抽纸盒和一次性口罩盒。没找到杯子，就用手捧着水漱口、洗脸，可惜没有热水，水还是挺凉。躺在床上，盘算着自己的治疗时间，两位护士走进来，一位整理设备，另一位端来早餐，微笑着告诉我是今天负责照顾的XXXX，问是否需要协助进餐。我说自己来就行。她又问还有没有其它需要，我谢过说等会儿T会带用品来，不用了。她们拉好布帘，离开。看看早餐，有米饭、鱼、蔬菜和汤。尝了尝，实在没胃口，就放在一边。
门开了，当值护士进来，告诉我要测量体温，血压，取化验血样，还要放留置针。她拿开餐具，熟练地开始工作。这次在肘窝采血可轻巧多了，就像被蚂蚁蛰了一下。
不多会儿，S医生进来，还跟着几位年轻的医生。他们都穿着一次性防护服，戴着口罩、面罩和手套。 S医生又以国语打招呼:“早上好，昨晚睡得好吗？”我真是有点吃惊了。旁边一位女医生自我介绍:“我是国际部的J，接下来的治疗由我担任翻译。S医生曾经在台湾工作过几年，所以会说一些中文。”“台湾?”我重复道。 S医生点头说:“台湾。”他开始诊疗，同样是听诊，按压胸部，问有没有疼痛感。然后跟身边的年轻医生交流，似乎在教授知识。虽然听不懂说什么，但从语气来看，S医生讲话简短清晰。
这时，T也来了。带来了衣服、生活用品、橘子和手机充电器，她告诉我武汉已经封城。一同进来的还有几位医生。 S医生带着先来的医生退出病房，只留下担任翻译的J医生。 T介绍说:“这几位是保健所的医生，负责我和孩子的健康和生活方面的事。”这时，J医生向我说明，健康所是日本政府负责国民卫生健康的机构，他们会跟医院一起帮助你们。 “大概就相当于我们的卫健委吧。”我心里想。保健所的医生在J协助下了解我们的行程，确认乘坐的航班，入住的酒店，抵达后曾去过的地点，停留的时间等等。等回答完问题，我都感到疲惫了，还好有T在一旁补充。
当护士推着治疗车进来，他们都离开了。 T还要到S医生那里咨询检测结果。今天注射药物增加了分量，按昨晚的点滴速度，估计得到下午了。过了一会儿，T回来了。她告诉我检测还没有结果，S医生说你的情况不太好，不过一定有信心治好；至于费用问题，他们还没有说，但昨天晚上问了担任翻译的小伙子，他说不会很多。 “那昨天在J医院用了多少钱？”我问。 “3万多元。”T说。 “还好，稍比国内多些，那么完全治好的话，差不多就是2万元人民币吧。”我一边在心里想，一边催促T早点走，不要在ICU逗留，没事少来医院，跟孩子出去逛逛。
T走后，H医生还来做了一次鼻腔取样。午饭送来了。依旧没什么胃口，搪塞几口就放下。下午打完点滴，体温恢复。手机已充足了电，搜索新闻，武汉封城的消息已经传遍网络。 “封城?怎么封?从来没听说过啊，不会比2003年非典的时候更厉害吧。”我不禁想。晚饭的时候，我告诫自己要多吃一点，这样才会快点好，但是事与愿违，也只多吃了几勺。
晚上，护士又补充了针剂，点滴直到深夜。尽管ICU的病床不适合睡觉，但注射药物后，身体状况好转明显，我很快就睡着了。
一觉醒来，不知昼夜。开手机一看，才早晨6点多。从前天算起，入院已经2天了，还没有检查结果，这可奇怪了。起身下床，有点头重脚轻。 T送来用品，总算可以刷牙了。龙头里的水凉侵人，洗完脸就用纸巾蘸干。不知是不是因为刷牙的原因，今天的早餐可以吃完了。然后照例是护士测量体征，采血，点滴。期间，T也进来看我的情况，她和孩子一早就来了医院，等医生交流情况。她告诉我，护士要求进入ICU要消毒，戴口罩，跟我说话保持距离，离开的时候也要消毒。
10点多，T跟医生们一起进来了。 S医生微笑着打招呼:“早上好！早餐吃得好吗?”我欠身点点头。 T紧张地对我说:“刚才S医生告诉我检查结果是阳性，是新型肺炎。不过他说不要紧张，是可以治好的，大概需要两周。”“真倒霉，自己竟然真的得了这个病，但愿T和孩子不要被传染。”我思忖着。医生们完成诊疗后离开病房，我嘱咐T先不要把患病的事告诉我父母。 T说:“这个我晓得，不过要告诉我爸妈，他们还等着消息呢，还有姐姐。”我点点头，让T不必天天来医院，ICU里有护士照顾，需要什么可以发微信联系。
T走后，我的心情有些忐忑。病因总算找到了，但治疗好像没什么效果；采取了一些防护措施，但好像不怎么严密，不知家人和密切接触者会不会感染；父亲去年年前两次住院，这次不会感染吧，好在养老院离市区较远，空气也好……思前想后，看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我拿来手机翻看消息推送，一则网易新闻标题有点扎眼——日本发现第2例新型肺炎确诊病例 患者系武汉游客。点击进入，是引用NHK的报道。 “这说的就是我吧。”赶紧截图发给T。再用谷歌搜索，消息已经被各种媒体转载。其中以台湾的Z媒体报道最详细，最后还有厚生劳动省的表态:民众不必过度担心，希望大家配戴口罩及彻底洗手，就像预防一般的传染病一样努力防范即可。
中餐是猪肉定食和橘子，尝了口猪肉，有点恶心，勉强吃了几口，放弃了。素菜和味增汤还适口，就着米饭咽下。吃橘子最爽口，发信息给T，让她再来就带些橘子。没想到下午T就来了，一看她紧张的表情，就知道又有麻烦了。 T告诉我，医院与她讲了治疗的相关费用，他们先问我是否买了旅行保险，然后说ICU病房每天费用要6万元，是人民币，现在医院让先缴100万日元，我给他们一张卡，只能刷出40万日元，后来妈妈把手头的现金凑了5万元人民币转来了，现在怎么办。我一听就开始后悔这次带病出行了，看来治这种新型肺炎不容易。默念要镇定镇定。 T看我不说话，讲道:“要不先看能不能借钱救急，以后再把房子卖了还钱。”我说:“是的是的，就这么办吧。”拨通一位挚友的微信语音通话，我对他说自己现在东京住院，被确诊新型肺炎，现在要缴一笔住院费，一下子又没那么多，能不能借一些。他让我稍等，查查有多少钱可以周转。过了一会儿，他和太太回信说先有30万元可以转来，不足的再去筹措。 T说真是太感谢了，你们在最困难时又帮了我们一次。很快，挚友就将钱转到信用卡上了。 T稍稍安心了些。
T走后，护士送来了卷成筒型的热毛巾，装在塑料袋里。她解释道因为无法淋浴，可以用热毛巾擦身，完成以后将毛巾放回袋子。我正为此想主意呢，来得真是及时。护士拉好布帘，离开病房，我擦好身，换上干净的衣裤，感觉身体轻松许多。晚餐是鲑鱼定食，配了蔬菜沙拉和昆布汤，水果是香蕉。鱼是个人喜爱的食物，盐渍的鲑鱼块稍经煎制，新鲜多汁，鱼肉夹开纹理保持，入口少有佐料味的打扰，完全烘托了鱼肉的味道。这是数天来吃完的第一餐。
夜里翻看新闻，才知道武汉已经实施了交通管制，进出武汉的途径已经完全封锁，但是封城前的数小时有数十万人离开武汉。真想象不出当时的场景，这些人会将病毒传播全国吗。总不至于出现东北鼠疫或欧洲黑死病那样的状况吧，至于电影里的那些情节，也太夸张了。打开微信群聊，已经沸水翻锅了。实在没有精力一条条看下去，就与T聊天，得知她已将详细情况告诉了姐姐，姐姐和姐夫在香港生活，姐夫更了解国际惯例，英文也好，他们会帮助我们与医院沟通。爸妈已经在家不出门了，所幸封城前囤积了一些蔬菜。聊天结束，我就发信息给父母，让他们一定小心，注意不能大意受凉，有感冒症状尽快吃药防护，而自己的身体情况则只字未提。
第二天，上午点滴时，T发信息说刚才医生通告了我的病情，肺部没有好转，血氧饱和度仍不合格，血样数据也没有改观。如果病情继续加重，会使用氧气面罩，进一步，会应用呼吸机。后来，T又跟医生说无法负担沉重的医疗费用，不仅出行没有准备那么多钱，今后治疗完成回国也筹集不到，如果这样，只有把我先生转到费用便宜的医院，再不然我和孩子只能跳楼了。 S医生拍着肩膀说:“不要急，现在只用担心妳先生的病情，费用的问题我们会向医院报告。”T还说:“我又联系了驻日大使馆求助，他们说这属于医院内部事物，大使馆不便出面，只能试试，然后让我关注大使馆微信公众号，留意最新的有关政策。”
看来又遇到了人生中的一道坎，只能先治好病再考虑下一步的事。点滴的时候，只有靠搜罗消息打发时间。身在日本，信息的来源更加丰富，点击链接时，不会在那片刻犹豫是否能打开。从各种信息的汇总，可以看出:①武汉的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已经不能正常运作；②新型肺炎的传播感染性前所未见；③重症无法治疗病例死亡率会很高；④疫病流行前期的轻视和隐瞒导致了大规模群体感染。这些资讯更令我情绪低落。
下午，T又发来信息，医院考虑我们的情况，把ICU病房的收费降低，按普通病房标准收，将费用控制在300万日元以内。 T告诉我:自己接着又说300万现在也拿不出来，院方问能否先交足100万，我说可以，但那200万还是要想办法。这可是几天来最好的信息了，焦虑感总算缓解了一些。
下午护理的时候，护士除了查体征，又采了血，今天做了2次，有什么特别吗?还好，体温没那么高了。吃完晚饭，翻看手机，一则新闻令人瞩目:日本首相安倍将会把新型肺炎宣布为“指定感染症”，这意味着可以“强制”病人住院，直到痊愈；医药费由政府负担。当然，在当时最吸引人的是其次。我赶紧把消息截屏发给T，T回信自己也收到了好友W的同类信息。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只怕不会包括旅游者。”T回信说。 “明天付款的时候先试试，不行再说。”我回复到。
隔天，T和孩子一早就到保健所测体温，接着到医院补交60万日元。缴费的时候，T把首相安倍宣布“指定感染症”的信息给院方看，他们表示暂时没有收到相关安排的通知。接着T回到保健所咨询，保健所确认了有关政策安排，但告诉T是从2月7日开始，所以之前的费用还是要支付。 “2月7号就已入院两周，说不定就出院了，看来这笔账是少不了。”我不觉想着。
终于，病情开始好转，高热逐渐消退，偶尔自觉体温升高，接着就会出一身汗，看来体温调整功能正在恢复。护士检查体征稳定，也为我感到高兴，表情不再紧张了。在入院后的第二个周末，又收到了好消息，S医生和J翻译都告知T新型肺炎已经作为指定感染症，并且提前到2月1日执行。通过查询，我们了解到“指定感染症”医药费由政府负担，无论国籍、签证种类。交流时，T又提出，即使是300万日元，我们也难以支付，况且现在国内疫情爆发，回去后还不知道要面对什么，希望值此非常时期院方考虑患者及家属的困难，进一步减免费用。 J翻译和S医生答应向医院管理层反映。这让我们有了更多的希望。
29日是忙碌的一天，这天本是计画中的返程日。新宿的酒店住宿期满，T和孩子搬到了姐夫网上预定的酒店，这家酒店在医院旁边，方便探视。我们又更换了手机资料流程量卡，国内买的已到使用期限。而我们买好的返程机票也因为疫情取消，当然我也用不上了。
第二天，吃完早餐，医生告诉我可以离开ICU病房了，转到普通病房继续治疗。终于告别这个不知昼夜的地方了，对于生活可以自理的患者来说ICU毕竟不方便。护士用轮椅载着我出门，原来ICU病房位于治疗区的一角，治疗区间隔摆放着监护病床。穿过治疗区，走进一条走廊，在病房前停下。这是一间单人病房，房间小巧玲珑，床边有一面几乎落地的大窗，可以看到“久违”的阳光和街道。窗台下是木质的长条形小桌板，旁边放着一张靠椅。床的另一侧是床头柜和监护仪，墙面凹陷部分安排了带镜子的盥洗台。门边有收纳柜，可以挂衣物，放用品。病床前的天花板上还挂着电视。最棒的是有一个带淋浴的卫生间，终于可以完整地洗澡了。不一会儿，护士送来了毛巾，还嘱咐我不要离开房间，我连连点头。她走后，我先探索了洗澡间，地面呈梯形，梯形上底的一端安放着马桶，内侧墙壁上有立式便池，下底部分则是淋浴区，中间用防水布帘隔开。房间里的设备都是熟悉的日本企业生产，唯独这个整体的洗澡间是siemens的。赶紧洗了个通泰澡，那感觉只有儿时去公共澡堂可比。不过睡眠却并不安稳，做着奇怪的梦，还醒来几次。
到普通病房后不再打点滴，空余时间更多了，除了看手机就是等着开饭。看看日历，才想起生平第一次在医院度过除夕。用微信联系父母询问情况，仍没有告诉他们病情。武汉的疫情讯息只有数字和短视频，患病之后苦求入院治疗的状况也只能从微信群聊、微博的求助帖看到，没有及身之痛。无聊时打开电视，并没有信号。 “是不是要付费解锁才可以看，电视上的提示也看不懂啊，算了还是不麻烦护士了，反正也不会有中文频道。”我想想，就在小巧的病房里活动手脚。
S医生周末休息，他告诉T病情没有明显的好转，肺部情况仍没有改善，周末已经安排好其他医生负责，不必太担心。中午，李文亮医生更新了自己的微博，消息一下传开，微博内容证实了一些猜测，也让人放心。这段时间言论管制宽松，各种“负能量”消息广泛传播，屏蔽、删帖没那么快，新闻媒体也能及时跟进，传播最新的防疫知识，追踪抗疫措施，针砭官僚的弊政。各种自媒体也借古喻今，发表语意双关的议论。引用较多的还是晚清局势，一度渐息的短剧《切尔诺贝利》讨论被重提。
下午，T发来简讯：J翻译告诉我，医院考虑到我们的困难，将诊疗费从300万减到150万，我觉得可以承受，就接受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悬着的石头总算落了地。心情和胃口真是对好搭档，病号餐越吃越香，每次看时间，接下来的想法竟是离送餐还有多久。终于，我试探着问护士，能否每餐加点米饭。不知如何表达，对着翻译机换着法讲了几次，她好像听懂了，笑着点点头。晚餐送来的时候，不但米饭增加了，菜也多了些，我连连道谢。护士又示意可以看看电视打发时间，她拿起遥控器打开电源，看没有信号，换了几次频道，似乎明白了什么，让我稍等。不一会儿，她返回拿出一张卡，插进床头的卡槽，再开电源，能看节目了。
2月1日，T到医院财务部补交50万。 J翻译与负责人商议片刻，对T说：因为“指定感染症”实施时间提前到今天，所以后面的费用由国家承担，您不用补交50万元了。 T道完谢，第一时间到病房告诉我，语气激动，这真是意想不到的惊喜，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3号，S医生休假结束，告诉T：你先生已经度过重症期，身体开始明显好转。其实，S医生休假期间，负责的医生已经告知T“你先生的身体开始恢复。”T还私下问J翻译：如果我们实在拿不出应付的治疗费，医院会放弃或减少治疗吗，J回答在我们日本不会因为钱发生这样的事。
出院时间还不能确定，签证却快要到期了，T向保健所咨询，S课长告诉她先到医院开具病情说明，然后去入国局延期签证。东京入国局在品川区，离医院有些远。是日，T一大早就唤醒孩子，让她用地图导航，两人一起搭地铁去。当天风很大，时间虽早，入国局门前就已经排起了长队。等了好一会儿，门开了，T和孩子紧跟着排入一队。好不容易轮到他们，窗口的工作人员表示排错了。正好看到一位办理完成的姑娘，好像是同胞，上前询问，姑娘告诉她们短期旅游签证延签应该在另一个窗口，这才又重新排队。轮到时，T先将医生的病情说明递进去，工作人员看后，立即把T和孩子请进了旁边的房间，然后一位懂中文的中年女性负责接待。她反复确认了诸如航班、行程之类的问题，看到T有些急切焦躁，就安慰T，凡事由她负责转达。等待之间，她看着孩子，问T是女儿吗，T点头。她告诉T自己是北京人，来日本二十多年了，已经入籍，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大学生。自己单身一人，北京的亲人都已故去，今后自己还是想回北京生活。办完延签，T缴了1.2万元，翻开护照，延期到5月18日。 T和孩子道谢后，动身返回。
第二天，T和孩子到保健所测体温，一上楼，吃了一惊。保健所的工作人员祝贺她们延签成功，有一位还做了示牌，上面写着祝语。 T和孩子颇受感动。
虽然可以自由浏览网站，在谷歌市场下载更加“严格管控”的应用，但病房里没有WiFi，数据卡流量用起来真快。换上的流量卡是T在便利店买的3G/月卡，本以为能用到出院，没想到孩子最先用完。便利店导购推荐T到新宿的游客商场买了7G/月的流量卡，3张花了九千多元，看来通讯费用不菲啊。换流量卡时，我将国内使用的中国电信卡安在副卡位，遇到国内突发事件也便于联系。减少了YouTube的浏览量，就听手机里保存的袁腾飞、石国鹏的历史课音频，最后的选择只有电视了。
电视没有中文频道，新闻台连续播放钻石公主号的疫情发展，影视台多是老旧的武士题材片，也有英语电影，综艺节目受欢迎，女性美容节目也多，最有看头的是美食频道，海鲜制作、本国牛肉、有机食品是保留节目，虽然不懂讲些什么，但看得令人口舌生津。韩剧有专门的频道，唯一有中文字幕的是国产宫廷剧。最没意思的是国会讨论频道，好像全天都有，往往一转台，就看到安倍首相，麻生太郎在讲话，从面相来看，安倍首相温和一些，麻生先生更有气势。
在普通病房的生活平静，护士还是按程序一天3次记录身体数据，如果有专项检查，护士会在挂墙的小白板上写上最简单的英语单词提示，比如X-ray。要做咽拭子的话，会画一个拭棒探入口腔的简笔画。白板上还有当天的日期和负责护士的签名。我明白，病毒渐渐被治疗和免疫力清除，自己就要恢复了。但有时候，仍觉得身体忽然发热，紧张感后，出过一阵细汗，体温又会恢复。
晚上，做了一个梦，醒来情景全然模糊，记得清的是爸爸的白发都变黑了，我还问爸爸你怎么返老还童了吗。他好像微笑着回答:“可能是锻炼的原因吧。”
2月6日，咽拭子检查有结果了，是阴性，按照安排，我可以出院了。保健所的工作人员到病房，首先祝贺我即将出院，然后又拿出几份文件让我签字，看上去像是“指定感染症”国家负担费用的函件。护士也拿来一叠问卷，一看，还好是中文的，内容是评测医院的服务水平，有9页40个问题。护士拜托我如果愿意的话，请填写。
护士离开，我正看问卷，电话响了，是国内打来的，妈妈的语气慌张急迫，她说爸爸咳嗽、腹泻，身体很不好。我问有几天了，送去的奥司他韦吃了没有。妈妈说有几天了，吃药后没有好转。我听得头皮发麻，觉得这次麻烦大了。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请养老院的负责人W先生接电话，告诉他自己现在身在国外，一时无法回来，拜托协助送爸爸到医院治疗，照料妈妈。他问知道武汉目前的情况吗，我说从新闻里看到了，所以在这个关头务必请你们协助父母度过难关。接着妈妈告诉我手边现金不多，去医院缴费怕不够。我让她要求养老院从预付账户预支，回来再补齐。而W提出可以用微信转账到他的账户，再由他支付。转念一想，觉得可行。我请他加微信号，这样联系也更方便节省。稍事安排，我冷静下来厘清思路。最好的情况，爸爸只是普通感冒，在医院治疗几天就会康复，再回养老院修养；问题严重，爸爸也患上新型肺炎，病程早期，经过医院救治康复；最坏打算，医疗系统崩溃，医院人满为患，爸爸得不到充分救治，凶多吉少。他有慢性糖尿病，每天要注射3次胰岛素，去年春节前住院时，胰岛素用量用法都做了调整，虽然摸索出适合自己的药代动力规律，但还是做不到准确控制，会偶发低血糖，血压偏高靠药物调节，肾代谢也有点问题，脚稍有浮肿。但总的来看，养老院的环境、条件是令他满意的。
忐忑中，T来病房探视。她发觉我情绪恍惚，问怎么回事，简单地说了情况，她立即紧张起来。问清前因后果，她劝我不要着急，现在武汉情况非常糟糕，交通断绝，爸爸治疗的事只有托付养老院，看情况发展安排回国。我衡量再三，觉得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点头答应。
心绪不宁，胃口也差，可口的餐食变得索然无味。打电话给妈妈，她告诉我正在医院，医院已经收治了。总算有点安慰，起码爸爸得到治疗了。我宽慰妈妈不要着急，有医院救治，养老院协助，先照顾好自己，中午就在医院吃点东西。妈妈说自己不想吃，就在医院等着，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告诉她不必久等，医院治疗也插不上手，等会儿就回去。妈妈说到时候再看吧。傍晚，我再打电话询问，妈妈已经回到养老院。我问妳怎么回去的，是养老院来接的吗，她说不是，自己到外面也不知道搭什么车，有位好心司机把她送回养老院，给钱也没有要。这样我才算放了心。
晚餐后正躺在床上听石国鹏讲明治维新，医院的公共广播响起，虽然听不懂讲什么，但平静的语调似乎透着紧张，片刻后，病床晃动了几秒。 “肯定是发生地震了，要不要跑出去避险呢？”我不禁想。 “再等等吧，要是再来一次就得跑了。”安静了一会儿，公共广播停了。继续听明治维新，突然病房里照明系统停电了，只剩下生命监护设备的指示灯在黑暗里闪烁。等了一会儿，供电没有恢复。 “怎么医院还会停电啊？”“反正也要睡觉，灯不亮也没关系，窗外的路灯、室内的指示灯光亮也足够了。”“咚咚咚”传来敲门声。 “请进。”我应道。护士进来，用翻译机交流。意思大概是：不好意思！打扰到您了！因为医院的供电线路出了故障，可能2小时后才能供电，但是故障没有彻底排除，将会在明天进行检修，所以明天仍会停电，生命监护设备有应急供电，所以不必紧张；门口的储物柜内有应急电筒可以暂时照明，请问有没有什么其它的需要。我摇头表示没什么需要，不必麻烦。她再次道歉，祝晚安后离开。
晚上难以入睡，在网络上漫无目标地浏览。一则消息弹出：“李文亮医生因新型肺炎病逝。”这简直就是在网络投下一颗重磅震荡弹，深夜躺在病床上都能感到震撼，就像刚才发生的地震。过了2小时，照明供电仍没有恢复。 “也许今晚不会来电了吧，就是电话快没电了，不能充电有点不方便。”我正想着。又一条讯息传来：“李文亮医生仍在抢救中，没有离世。”到底哪个消息是真的？后一条算是有点安慰吧，但愿李医生能度过此劫，爸爸能度过此劫。
——未完待续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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