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怡微
12月的《字花》杂志做了一期有关“猫”的文学主题，仿佛势在纠集作家们回应末日之说，还用了一句“作家起灭，而猫仍在”，为模糊的“猫文学”概念下了判语，显得那么谦卑。但这些都比不过挈领专题的朱天心笔下老辣：
“一直有人要我简单描述志工（或爱动物的人族）与动物的关系。——吸血鬼吧，永生不死的吸血鬼，总必须一次一次目睹你所爱的幼小、成长、华美、盛年、老衰、离去。”
并不决然赋予猫以人性，亦非为了以人的立场非要习得猫性。对于作家来说，猫族古老的生命传说，及其亲身演绎的生生死死的练习，的确是一种不经过语言的生存感的磨练。作家需要用语言来建构心灵世界，就不能在各种经验累积中浪费语言。将之悬置，甚至也一并让位了人类的特权。仅仅用眼睛，以猫的日常解读世界，是在尝试建立新的文明秩序。
英国艺术史家约翰-伯格钟情于“看”的表述。在其影像阅读代表作之一的《看》(About Looking)中曾经提到一个著名的话题：Why Look at Animals?
对于少年PI来说，凝视动物是在小心翼翼建立对于人在极端环境之下所展露的残暴本性的异化审美。人与自身残暴的漫长和解，推动了文明的产生，也建立了相对的人与人之间的和平。但和解是会被一再打破的，法理与规范的建立旨在产生关涉犯罪极限的判定。这种判定因不断遭受事实的挑战而历经重重修葺。世情百态是不断裂变着、旋转着的万花筒，丧失对于生命基础秩序的虔敬之下所讨论出来的任何法规，只会用一种摆不平创立了更多的摆不平。
但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上，最大的伦理只有生死两件事。在很长一段时间，它天然消解了经济秩序的强悍。因而也自呈人类抵达生命初始反观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直到资本主义的产生。
约翰-伯格这样评价道，“我们和动物四目交投，但永远无法沟通。因为这种既熟悉又陌生的状态，人类可以同时膜拜和宰吃动物，动物成了人与自然的中介，如此共处千万年。但这种人与动物的互相凝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动物园和宠物的流行，彻底消失了。……动物不是用来提醒人类的来源，也不是道德上的隐喻，它们是作为整体在适应人类化处境。这个趋势的末端就是庸俗的迪斯尼乐园。”
另一位著名的猫的作家朋友村上春树对此资本主义庸俗化的建制同样表示了不可思议。中国的动物园里有猫，家里有猫，路上有猫，餐桌上有猫。村上春树赋予猫的寓言色彩，在中国的社会中显得有些伦理僭越。老百姓似乎更加关心人都活不下去为什么要管猫，冯小刚在《一九四二》中不经意间也处理了一下如是的追问，人吃猫、狗吃人。一切不是自然的错、就是经济的错。但在不同的猫的命运背后，事实上就躲着不同的人的认知。不同的人的凝视，则呈现着依托不同秩序运转的社会品格。
9月时，由新星出版社推出了朱天心的散文集《猎人们》，写作了“我们一家人与所际遇的猫族的故事”。朱天心在序言中说，“这是在中国内地出版的我的所有作品中我最在意能否出版的书。”这很奇妙，难道她在意猫族的叙述超越了“学飞的萌萌”。但她自己清楚明白地解释了这一切：“不是猫不猫的事（正像这社会充斥着振振有词的相对主义式论调：你们有爱猫爱狗的自由，我也有厌憎猫狗的自由啊），正如同我们关怀原住民小孩或更远的非洲饥贫孩子，无关乎我们爱不爱他们，而是做为一个文明人该有的慷慨温暖。”就好像有人愿意把仅有的粮食拿出来与朋友分享，而有的人觉得剩菜剩饭足矣。这背后的分野，其实无关资源的富足与否，对于有的人来说，就算自己从来没有挨过饿，他也觉得没有必要让其他生灵活下去。无论是猫、狗，还是和自己无关的人。
朱天心早期写作的文学风格接近青春文学，但《古都》以后已经显露了她介入时空与社会的企图。事实上相隔多年再要阅读她的作品并不容易，因为她早年介入时事的勇气，在时移世变之后，远隔海峡的我们若是对于那些旧新闻不了解，也就无法抽丝剥茧地厘清她创作小说背后所要迫切针对的种种世情，更难以体会她剥离文字的硝烟气，将材料处理得那么不带女性啰嗦的柔肠是多么不容易。
另一重阅读的困难在于，朱天心写猫是不带任何幻觉的。她也不努力为猫创立神秘的语言世界。这点和村上春树大不同。村上春树写猫历险，多少是有点少年PI意味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就是猫，猫就是他。但朱天心则不然。她看到了这个社会中人的寒凉与刺目，她的清醒使她无法以放任自己情感的方式助长这种刺目。有的人因为孤独而养猫，而作家更可能将无穷尽的情感与想象寄托在一个异族身体上，多少也牵涉到一些生命意识的追问，但那都是不够彻底的。在相处中，看得出来她十分努力做到尊敬，也坚守应有的无奈。《并不是每只猫都可爱》，写了种种不识抬举、性情古怪、不懂得知恩图报的猫咪。令人想到那些依托社会团体大量资源取得利益的弱势群体中的个别人，却从来不以为然。失智者、遗忘症者更是不会知恩图报了，那就应该让他们赶紧去死吗？
朱天心认为一位作家写他如何宠爱家里的猫，会给本来就不喜欢猫的人一个很大的支撑理由，可以有借口继续不喜欢猫、不了解猫、去憎恶它们，因为它们所受的待遇比自己的小孩都还要好，有很多小孩缴不起营养午餐费，它们却吃得这么好，所以没有流浪猫狗问题，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必须去关心的，反正会去关心的都是假仁假义、妇人之仁。她当时就先写了《猎人们》中的《当人遇见猫》。在这过程中，她极力压制文学的部分，把人与猫的相处极力地压抑掉，而追问起猫族在都市中存亡背后所涉及到的公民的责任问题。而在《猫咪不同国》中，朱天心又直指公民责任对于生命的认知及其辐射：“我甚至觉得可以把‘猫’代换掉，成为一个空格，代换成外籍劳工、原住民、新移民女性像越南新娘大陆新娘等等，我觉得都是通的，我说的是那个价值和意义。”
网络上曾经流传一个视频，说的是一只家猫老了，快要死去，它再也跳不上窗台，但多少还有一点愿望。她鼓起生命最后的力气，猛地向曾经那么轻盈抵达的位置又努力一次，还是掉落下来。最后主人将它抱起，放在窗台上，最后让它看一次阳光。对于经济效益主导的经济运作来说，大部分不能吃、不能入药的动物都是没有用的，和他们同样没用的，还有不能工作、或不够工作得好的人类。他们一无是处、什么用都没有，活着就是浪费精英分子的资源。他们有的是我们的长辈，一辈子小气、不懂事，也没有对我们好得挖心挖肺，最后他要死了，想看看阳光，又走不到，你不够喜欢他，但是，你愿意带他去吗？
这是朱天心意旨的生命关怀。学着关怀那些无法回报、还浪费人类粮食的猫，才能懂得关怀那些我们并不认识的受苦的陌生人。
因而了解了这些再去看朱天心所自诩的“吸血鬼”，才能读出背后的深情与节制。正如约翰-伯格说的：“动物和人之间相互的凝视，可以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成为重要的一幕。而且，在不到一个世纪以前，所有人还以这样的价值观念来生活，现在却已经绝迹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运作，与乡野城市化的速度改造，使得人与动物的关系产生巨变。人与人的关系也在变化，处处都是忍受的上限，处处都是视而不见。
昆德拉说：“我们生命的草图却不是任何东西的草稿，它是一张成不了画的草图。”每一年、每一季、每一月，朱天心都要目睹幼小、成长、华美、盛年、老衰、离去。生命旅程的悲欣，欢喜与苍凉，是需要带有一些超越性来体味的。“妄想写下在人族占尽一切资源的世界里试图生存的猫族的生涯处境（甚至传奇），最终，她也许不过想见证他们的匆匆来去一场。”猫书写，是朱天心“都市人类学”创作的一个角落。城市文学中最残酷的一面莫过于生命空间的促狭与逼仄，情深与无奈。作为吸血鬼的她，作为吸血鬼的我们，在一生中至少结识过百只街猫，而他们也看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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