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东莞挺住”“今夜我们都是东莞人”，先说清楚：支持东莞，不代表支持弱势群体。
妓女（以及从事性交易的男性）是不是弱势群体？显然是。一大部分（其中包括未成年人）入行是因为被强迫、被拐卖、被诱骗；在入行后受到精神、心理与肉体的控制与虐待，无法逃离；在“交易”的过程中，受到“客人”肉体的折磨（并毫无立场与力量反抗）；在媒体与主流文化中被污名化。研究表明，许多性工作者在离开这一行业后都有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然而，维护这一部分弱势群体的办法，就是去和他们交易吗？这恐怕不是维护弱势群体，是消费弱势群体吧。
2.
如何真正维护这一部分弱势群体？社会学、性别研究与性学里常常提到的“瑞典模式”是这样的：购买性服务——而不是出售性服务——是违法的。通俗的说，也就是“不惩罚妓女，惩罚嫖客”。让衣衫不整的“卖淫女”蹲墙角去，并在电视上播出，如今东莞的操作办法，并非是没有指摘之处的。然而，这并不代表着，“消费性工作者”就成了维护弱势群体；也不代表着，为妓女撑腰就是去嫖她们：在性交易中，妓女与嫖客有的是极其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正如前文所说，妓女受到嫖客肉体上的虐待和伤害，是极其常见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是毫无立场、更没有力量反抗的。
简而言之，甲黑不代表着甲的对立面就白；而甲黑，更不代表着乙黑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3.
对于性交易合法化，女权主义者内部也存在着分歧。一个经常用来被支持性交易合法化的理念就是“身体自治”（Body Autonomy）。身体自治的意思是，人有权利掌握自己的身体，因而如果是自主选择，要用身体谋利，就是没有可指摘之处的。然而，即便如此，这里仍有两点问题：
第一、自主选择如何界定清楚？举个例子，一个二十岁的女孩，涉世未深，被熟人花言巧语一番介绍，知道“洗浴中心大保健”能挣钱多，挣钱快，欣然前往后无法脱身。这其中“自主选择”与“诱骗”的边界恐怕是相当模糊的吧。
第二、即便承认一部分人确是自主选择，有自主行为与自我保护能力，能够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里维护自己，然而，性交易、性产业，它所波及的，不仅仅是这一部分人。
女权主义内部的分歧很正常，“身体自治”并没有太大错误。生活中很多都是“对”的观念，往往就是互相矛盾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或许就是：公义（比如惩罚施暴者）与慈悲（比如宽恕施暴者）。
4.
再谈后果与影响：性交易合法化，或者性交易本身有什么问题与后果？
第一，也是最显而易见的一条，就是“物化”：我从根本上反对消费身体，在性交易的过程中，身体成为满足对方性欲的工具。没有比这更彻底的“异化”了。但是，必须要说清楚的是，这样对“物化”与“异化”的反对，出发点乃是“应然”，不是“实然”。举个例子，马克思谈“自由王国”里人不被异化，而自由王国应是发展终点，这是“应然”；资本主义社会人出卖劳动力，被“异化”，这就是实然。应然上的否定，不代表实然上的不承认。
第二，性交易合法化里涉及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性工作者的保护。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面对性侵害受害者，往往存在着“二次侵害”，他们被要求证明自己进行了极端抵抗。同时，“谴责受害者”的逻辑根深蒂固：“你为什么不穿的保守一些”“你为什么这么晚还在外面”“你为什么一个人去偏僻无人处”等等问题，常常被用来质疑受害者。
而“极端抵抗”“谴责受害者”逻辑，到了性工作者这里就更加复杂：
比如，一个妓女被嫖客虐打，嫖客说“我花钱买你的身子，我想干什么都行”——谈维护弱势群体的，这里该如何应对？
再比如，一个妓女“下班”后被人强奸，警方得知她从事的就是“性工作”，你猜，在我们现有的制度与实践中，会偏向谁？
眼下，婚内、约会强奸执行操作困难，便是因为在一些“性关系”或者说“性义务”（sexual obligation）模糊的领域，如何界定“自主”“抵抗”极其困难。而这一重困难，到了性工作这里，更是难上加难。若要真谈维护弱势群体，那么，什么时候司法审判二次侵害、谴责受害者逻辑、婚内约会强奸问题清楚了，再谈性交易合法化，也不迟。
5.
许多人说，东莞的性交易是“规范”的产业链：然而规，不是有明确的服务流程培训方法，有金碧辉煌的高楼大堂就叫“规范”；“规范”是指，能够清楚而审慎地面对期然与不期然的社会后果，对于这些后果，有对策，有办法。性工作者的特殊性，没有必要否认，如果有人认为，性工作者“不过是另一种”职业，那是忽视这个群体这个职业本身，与他们可带动的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如果有人认为“性交易合法化”不过是楼下小店原来卖米，今天再加一个卖油，未免是把问题过于简单化甚至于浪漫化了。
与此同时，许多人说，这是“市场”。可是，“市场”不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万金油”。就好像如果有人说，“性交易是市场需要，因而合理”，那也可以说“性交易有方方面面的危害，所以不合理”；就好像如果有人说，“性交易解决了弱势男性的性需要，所以应当合法化”，那也可以说，“性交易与相伴的拐骗妇女孩童卖淫，危害了这部分女性的利益，所以应当取缔”——利弊轻重如何权衡，如何选择，是的确是个好问题。然而需要真正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的是更严谨和深刻的利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而不是在只看到一些“合理处”时，就匆忙做出结论。
6.
对于眼下中国，作为关注性别问题的社会学者，我所支持的是适应中国社会的“瑞典模式”——惩罚“嫖客”，而非妓女。性交易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是妓女；瑞典模式一个常用的宣传语是Stop the demand，而如果补充一点：良心的政策，在于正当维护弱者。这恰恰也是瑞典模式的立足点。
在这篇文章里，我所讨论的是政策与社会问题的困境。我无意将自己的想法、判断放置于性工作者口中。性工作者自己要什么，怎么想，这是另一个问题——而聆听弱势群体自己的声音，更是学者和社会需要做的。如今网络讨论，有一部分人是以我就是“xx”代言人的心态说妓女如何如何，她们如何想，她们要什么——在没有真正了解就替人发声，这不是替他们代言，这是拿他们当话筒。维护弱势群体，不仅是要“替”他们说话，更是要“让”他们说话。
正当维护弱者，便是将他们视为“人”而非工具，他们的康乐与我们一样：所以，如果说“身体自治”尚可以用来辩论“身体异化”，那么“东莞挺住”“今夜我们都是东莞人”——将“妓女”作为自己宣传私货工具，便是无可原谅的了。
—-
注1）我在文中交替使用了“性工作者”与“妓女”两词。使用“妓女”，更多出于行文简便。“妓女”一词，在这里是道德无涉的。不带有谴责与贬低意味。不过说回来，如今网络讨论里常用的“失足”，倒是可以商榷的。
注2）我更多地提到了“妓女”，而男性性工作者，无论是在学术话语还是日常话语中，都是一个被极大忽视的群体。在这里必须指出，他们的权益与康乐，也是极其值得学者、政策制定者重视的。
注3）至于说“嫖是我的权利”的，这里就不反驳了；如果拿欧洲某些国家性交易合法化和犯罪率的相关关系来辩论，我想说，相关不同于因果。某些国家，性交易合法化，犯罪率低，这的确是相关。然而这些国家犯罪率低的原因，真的是性交易合法化，而不是其他社会经济与政治因素吗？此外，欧洲经验未必适用于中国，单纯的“拿来主义”，往往结果都不理想。如果以为一件事情在欧洲某国可以，所以在中国就也能用要用，殊不知“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
注4）至于说“只许州官防火不许百姓点灯”，比如说“为什么官员能嫖，百姓不能”，您可以再读一遍第二节中最后一句：A黑不代表B黑，就是理所应当的了。
注5）至于说PhD是卖出脑力，搬砖是卖出体力，都是“异化”和性工作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单单性工作被取缔。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PhD，搬砖，从职业本身和它的社会影响来说，和性工作是具有可类比性的么？第二，假设类比合理，就“异化”问题而言，这还是前文讨论过的“应然”与“实然”的区别，应然上的否定，不代表“实然”上的不承认。
注6）至于认为只要性交易合法化，性工作者受到伤害就有底气“报官”，很遗憾是过分理想主义的：我们的社会，就连“良家妇女”受到性侵害，都迫于种种压力不敢“报官”，都会遭受过度审判与二次侵害；都要面对“谴责受害者逻辑”：性工作者，受到的道德与性审判可比“良家妇女”苛刻太多。你或许还记得，不久前的李天一案，就是以对方是陪酒女，试图洗地脱罪的。倘若有人以为靠“性交易合法化”就能让她们“有底气有勇气”，未免是罔顾现实。所以，就如我已在文中说的：若要真谈维护弱势群体，那么，什么时候司法审判二次侵害、谴责受害者逻辑、婚内约会强奸问题清楚了，再谈性交易合法化，也不迟。
注7）一脉相承，如果读到这里，您仍然认为一切对性工作者的伤害，都可以靠制定“行业规范”来修正。我想谈一谈组织社会学里两个重要概念：组织神话（Organizational Myth）与Decoupling（分离）。美国社会学家Meyer与Rowan的经典研究发现，组织（比如一个公司）并不总按“规则”运作。制定出的规则和实际操作时常是分离的。举个实在的例子，在性交易问题上即便有“行业规范”规定不能虐打性工作者，一个财大气粗的“客人”在进行性交易时，以SM为名，违背性工作者的意愿，对他进行了击打并给性工作本人和负责人数额不小的“封口费”——你觉得，行业规范，还是一定可靠的吗？
注8） 至于问取缔后谁来解决妓女收入问题的，这是个合理的问题。如我所说，良心的政策在于正当维护弱者。没有一个政策能解决全部问题，我支持“瑞典模式”，但任何经验都需要被本土化。那么前后政策如何制定，的确值得进一步讨论。但是，我也要指出，如果一个社会，让一部分女性生存挣钱的唯一办法就是靠卖出肉体，需要改变的是社会，而不是治标不治本地维持这“卖出肉体”的通路。这就好像“官逼民反”——可官逼民反后的解决办法是什么？恐怕是治世，不是继续造反罢。
这学期教《奴隶制与现代世界》，其中重要的讨论问题就是性交易与性贩卖：我们考虑过是否要请曾经被拐卖成为妓女的女性同大家交流。但顾虑是这一切会变的太过voyeuristic，成为窥私。如今网络讨论中津津乐道的“水果练嘴”等等，已然有了这种倾向。实在值得警惕。
最后推荐一部记录片：Whore’s Glory
“东莞挺住”“今夜我们都是东莞人”，先说清楚：支持东莞，不代表支持弱势群体。
妓女（以及从事性交易的男性）是不是弱势群体？显然是。一大部分（其中包括未成年人）入行是因为被强迫、被拐卖、被诱骗；在入行后受到精神、心理与肉体的控制与虐待，无法逃离；在“交易”的过程中，受到“客人”肉体的折磨（并毫无立场与力量反抗）；在媒体与主流文化中被污名化。研究表明，许多性工作者在离开这一行业后都有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然而，维护这一部分弱势群体的办法，就是去和他们交易吗？这恐怕不是维护弱势群体，是消费弱势群体吧。
2.
如何真正维护这一部分弱势群体？社会学、性别研究与性学里常常提到的“瑞典模式”是这样的：购买性服务——而不是出售性服务——是违法的。通俗的说，也就是“不惩罚妓女，惩罚嫖客”。让衣衫不整的“卖淫女”蹲墙角去，并在电视上播出，如今东莞的操作办法，并非是没有指摘之处的。然而，这并不代表着，“消费性工作者”就成了维护弱势群体；也不代表着，为妓女撑腰就是去嫖她们：在性交易中，妓女与嫖客有的是极其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正如前文所说，妓女受到嫖客肉体上的虐待和伤害，是极其常见的：并且，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是毫无立场、更没有力量反抗的。
简而言之，甲黑不代表着甲的对立面就白；而甲黑，更不代表着乙黑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3.
对于性交易合法化，女权主义者内部也存在着分歧。一个经常用来被支持性交易合法化的理念就是“身体自治”（Body Autonomy）。身体自治的意思是，人有权利掌握自己的身体，因而如果是自主选择，要用身体谋利，就是没有可指摘之处的。然而，即便如此，这里仍有两点问题：
第一、自主选择如何界定清楚？举个例子，一个二十岁的女孩，涉世未深，被熟人花言巧语一番介绍，知道“洗浴中心大保健”能挣钱多，挣钱快，欣然前往后无法脱身。这其中“自主选择”与“诱骗”的边界恐怕是相当模糊的吧。
第二、即便承认一部分人确是自主选择，有自主行为与自我保护能力，能够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里维护自己，然而，性交易、性产业，它所波及的，不仅仅是这一部分人。
女权主义内部的分歧很正常，“身体自治”并没有太大错误。生活中很多都是“对”的观念，往往就是互相矛盾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或许就是：公义（比如惩罚施暴者）与慈悲（比如宽恕施暴者）。
4.
再谈后果与影响：性交易合法化，或者性交易本身有什么问题与后果？
第一，也是最显而易见的一条，就是“物化”：我从根本上反对消费身体，在性交易的过程中，身体成为满足对方性欲的工具。没有比这更彻底的“异化”了。但是，必须要说清楚的是，这样对“物化”与“异化”的反对，出发点乃是“应然”，不是“实然”。举个例子，马克思谈“自由王国”里人不被异化，而自由王国应是发展终点，这是“应然”；资本主义社会人出卖劳动力，被“异化”，这就是实然。应然上的否定，不代表实然上的不承认。
第二，性交易合法化里涉及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性工作者的保护。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面对性侵害受害者，往往存在着“二次侵害”，他们被要求证明自己进行了极端抵抗。同时，“谴责受害者”的逻辑根深蒂固：“你为什么不穿的保守一些”“你为什么这么晚还在外面”“你为什么一个人去偏僻无人处”等等问题，常常被用来质疑受害者。
而“极端抵抗”“谴责受害者”逻辑，到了性工作者这里就更加复杂：
比如，一个妓女被嫖客虐打，嫖客说“我花钱买你的身子，我想干什么都行”——谈维护弱势群体的，这里该如何应对？
再比如，一个妓女“下班”后被人强奸，警方得知她从事的就是“性工作”，你猜，在我们现有的制度与实践中，会偏向谁？
眼下，婚内、约会强奸执行操作困难，便是因为在一些“性关系”或者说“性义务”（sexual obligation）模糊的领域，如何界定“自主”“抵抗”极其困难。而这一重困难，到了性工作这里，更是难上加难。若要真谈维护弱势群体，那么，什么时候司法审判二次侵害、谴责受害者逻辑、婚内约会强奸问题清楚了，再谈性交易合法化，也不迟。
5.
许多人说，东莞的性交易是“规范”的产业链：然而规，不是有明确的服务流程培训方法，有金碧辉煌的高楼大堂就叫“规范”；“规范”是指，能够清楚而审慎地面对期然与不期然的社会后果，对于这些后果，有对策，有办法。性工作者的特殊性，没有必要否认，如果有人认为，性工作者“不过是另一种”职业，那是忽视这个群体这个职业本身，与他们可带动的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如果有人认为“性交易合法化”不过是楼下小店原来卖米，今天再加一个卖油，未免是把问题过于简单化甚至于浪漫化了。
与此同时，许多人说，这是“市场”。可是，“市场”不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万金油”。就好像如果有人说，“性交易是市场需要，因而合理”，那也可以说“性交易有方方面面的危害，所以不合理”；就好像如果有人说，“性交易解决了弱势男性的性需要，所以应当合法化”，那也可以说，“性交易与相伴的拐骗妇女孩童卖淫，危害了这部分女性的利益，所以应当取缔”——利弊轻重如何权衡，如何选择，是的确是个好问题。然而需要真正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的是更严谨和深刻的利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而不是在只看到一些“合理处”时，就匆忙做出结论。
6.
对于眼下中国，作为关注性别问题的社会学者，我所支持的是适应中国社会的“瑞典模式”——惩罚“嫖客”，而非妓女。性交易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是妓女；瑞典模式一个常用的宣传语是Stop the demand，而如果补充一点：良心的政策，在于正当维护弱者。这恰恰也是瑞典模式的立足点。
在这篇文章里，我所讨论的是政策与社会问题的困境。我无意将自己的想法、判断放置于性工作者口中。性工作者自己要什么，怎么想，这是另一个问题——而聆听弱势群体自己的声音，更是学者和社会需要做的。如今网络讨论，有一部分人是以我就是“xx”代言人的心态说妓女如何如何，她们如何想，她们要什么——在没有真正了解就替人发声，这不是替他们代言，这是拿他们当话筒。维护弱势群体，不仅是要“替”他们说话，更是要“让”他们说话。
正当维护弱者，便是将他们视为“人”而非工具，他们的康乐与我们一样：所以，如果说“身体自治”尚可以用来辩论“身体异化”，那么“东莞挺住”“今夜我们都是东莞人”——将“妓女”作为自己宣传私货工具，便是无可原谅的了。
—-
注1）我在文中交替使用了“性工作者”与“妓女”两词。使用“妓女”，更多出于行文简便。“妓女”一词，在这里是道德无涉的。不带有谴责与贬低意味。不过说回来，如今网络讨论里常用的“失足”，倒是可以商榷的。
注2）我更多地提到了“妓女”，而男性性工作者，无论是在学术话语还是日常话语中，都是一个被极大忽视的群体。在这里必须指出，他们的权益与康乐，也是极其值得学者、政策制定者重视的。
注3）至于说“嫖是我的权利”的，这里就不反驳了；如果拿欧洲某些国家性交易合法化和犯罪率的相关关系来辩论，我想说，相关不同于因果。某些国家，性交易合法化，犯罪率低，这的确是相关。然而这些国家犯罪率低的原因，真的是性交易合法化，而不是其他社会经济与政治因素吗？此外，欧洲经验未必适用于中国，单纯的“拿来主义”，往往结果都不理想。如果以为一件事情在欧洲某国可以，所以在中国就也能用要用，殊不知“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
注4）至于说“只许州官防火不许百姓点灯”，比如说“为什么官员能嫖，百姓不能”，您可以再读一遍第二节中最后一句：A黑不代表B黑，就是理所应当的了。
注5）至于说PhD是卖出脑力，搬砖是卖出体力，都是“异化”和性工作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单单性工作被取缔。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PhD，搬砖，从职业本身和它的社会影响来说，和性工作是具有可类比性的么？第二，假设类比合理，就“异化”问题而言，这还是前文讨论过的“应然”与“实然”的区别，应然上的否定，不代表“实然”上的不承认。
注6）至于认为只要性交易合法化，性工作者受到伤害就有底气“报官”，很遗憾是过分理想主义的：我们的社会，就连“良家妇女”受到性侵害，都迫于种种压力不敢“报官”，都会遭受过度审判与二次侵害；都要面对“谴责受害者逻辑”：性工作者，受到的道德与性审判可比“良家妇女”苛刻太多。你或许还记得，不久前的李天一案，就是以对方是陪酒女，试图洗地脱罪的。倘若有人以为靠“性交易合法化”就能让她们“有底气有勇气”，未免是罔顾现实。所以，就如我已在文中说的：若要真谈维护弱势群体，那么，什么时候司法审判二次侵害、谴责受害者逻辑、婚内约会强奸问题清楚了，再谈性交易合法化，也不迟。
注7）一脉相承，如果读到这里，您仍然认为一切对性工作者的伤害，都可以靠制定“行业规范”来修正。我想谈一谈组织社会学里两个重要概念：组织神话（Organizational Myth）与Decoupling（分离）。美国社会学家Meyer与Rowan的经典研究发现，组织（比如一个公司）并不总按“规则”运作。制定出的规则和实际操作时常是分离的。举个实在的例子，在性交易问题上即便有“行业规范”规定不能虐打性工作者，一个财大气粗的“客人”在进行性交易时，以SM为名，违背性工作者的意愿，对他进行了击打并给性工作本人和负责人数额不小的“封口费”——你觉得，行业规范，还是一定可靠的吗？
注8） 至于问取缔后谁来解决妓女收入问题的，这是个合理的问题。如我所说，良心的政策在于正当维护弱者。没有一个政策能解决全部问题，我支持“瑞典模式”，但任何经验都需要被本土化。那么前后政策如何制定，的确值得进一步讨论。但是，我也要指出，如果一个社会，让一部分女性生存挣钱的唯一办法就是靠卖出肉体，需要改变的是社会，而不是治标不治本地维持这“卖出肉体”的通路。这就好像“官逼民反”——可官逼民反后的解决办法是什么？恐怕是治世，不是继续造反罢。
这学期教《奴隶制与现代世界》，其中重要的讨论问题就是性交易与性贩卖：我们考虑过是否要请曾经被拐卖成为妓女的女性同大家交流。但顾虑是这一切会变的太过voyeuristic，成为窥私。如今网络讨论中津津乐道的“水果练嘴”等等，已然有了这种倾向。实在值得警惕。
最后推荐一部记录片：Whore’s Glory
THE END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