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变小红帽

书名：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三百年的演变/Little Red Riding Hood Uncloaked：Sex，Morality and the Evolution of a Fairy Tale
作者：凯瑟琳•奥兰斯汀/Catherine Orenstein
译者：杨淑智
出版社：三联书店，文化生活译丛，2006.10
评分：原著6.5/10，译文6/10

   这本书里说的小红帽故事的演变（evolution）其实有些勉强，凯瑟琳•奥兰斯汀的做法或多或少的在混淆概念。拿时下流行的话说，这本书试图描绘童话小红帽的与时俱进的过程，但把某个时期、某个地区的某些人笔下的小红帽故事看成一个版本之前，我觉得还需要斟酌。

在这本书里你会看到形形色色的《小红帽》的版本，挺有趣的。《小红帽》的故事是如何不在不同的社会和历史时期被演绎的。我读后觉得书本身写得比较一般，但是作者的出发点很吸引人：三百年来『小红帽』故事版本的变迁，“是人类英雄故事的光谱聚集之处，也是显露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地方”。

   就严格意义来说，“外婆的故事”、17世纪法国贝洛（Charles Perrault）《鹅妈妈故事集》版和格林童话版可以称得上名副其实的“版本”，因为它们都曾经或者仍然被广泛接受。至于其他的，我认为最多只能称为“演绎”，当然，一两百年之后的凯瑟琳•奥兰斯汀或许可以理直气壮地称其为“版本”了。这个故事开始于一些民族的乡村地区的口述传统，说书人在讲述时通常会加上某些个人因素，但不改变故事的大框架，出于偶然，它在17世纪被法国诗人贝洛定格为《鹅妈妈故事集》中的一篇，在整个18世纪广泛传播，然后，格林兄弟以贝洛版为本改编出了迄今为止最畅销的版本，再接着，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再偏远的乡村也被卷了进去，口述版的小红帽消失在文献中，进入二十世纪后，文化人主宰了小红帽的修剪，裁成小红马鞭之类的。但二十世纪的诸多版本和最初的3版有很大区别，并非因为这个故事的某些被文字定格的断面神圣不可侵犯，而是后面的改编或修剪成了自娱自乐。

    就现在来说，不管小红帽出了多么色情、多么女权或多么异装癖的版本，人们认得的还是格林兄弟版，偶尔也有贝洛版，后者同时也是一位诗人。这就好像《哈姆雷特》虽然N次搬上大银幕，甚至一年出2个中国版，所有的评论还是要参考莎翁的原著，研究搬家后的哈姆雷特是否会水土不服之类。也就是说，这些所谓的“版本”并没有获得独立的生存权，仍需挂靠在原版上。旧瓶虽然装了新酒，但新酒离了旧瓶即不再有固定形状，无法区分到底是本瓶的还是他瓶的新酒。小红帽的最初3版的情形却不一样，或由于地域，或由于传播方式，这三者之间或与其他“版本”间是相对独立的，把所有这些一股脑放在一起谈论，不太公平。

    这本书的英文原名远比中译名要明白和厚道，点明了“性”与“道德”。这两个切入点并不坏，这样，重点将不再是“版本”，而是这些“版本”反应的该时代的性与道德。于是，“外婆的故事”对应乡下围炉纺织的三姑六婆，贝洛版对应宫廷色狼，格林兄弟版对应好丈夫的救赎，二十世纪的一堆“版本”按年代对应性解放、女权兴起、异装癖、S/M等。似乎很合情合理，但是，慢着，这里头还是有些其他玩意。似乎嗅到了圣伯夫-泰纳式环境决定作品的论调的味道。在凯瑟琳•奥兰斯汀这里，表现为某时代流行如此，写于某时代的小红帽必定如此，一个萝卜一个坑，全对上了。但真是这样吗？

   不可否认，这个对应关系在很多时候可被证明为正确。但这不是数学上的一一对应，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甚至一对空，这些都是可能的情形。一发现某些对应关系就迫不及待的推而广之，至少是草率的。尤其是以子集代替全集。西方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思潮我们一个也没有经历过，但国内这二三十年来的观念似乎沿着他们的老路快进，网络上的变化尤其明显。即便是frjj也并没有让所有人疯狂上演清水芙蓉秀，这并不妨碍让frjj或者谁把红夹克换成红色连帽披肩继续摆经典的S型然后将照片传到网上让人膜拜，然后说，这是芙蓉版小红帽，前提当然是这个创意能实现。少数代表多数，个体代表整体，这条路并不总那么顺畅。

   本书尤其是前三章里提供了民俗学者对小红帽这个故事的见解，但这些材料若没有事先在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屠猫记》（The Great Cat Massacre）第一章《农夫说故事：鹅妈妈的意义》见过，效果会更好。凯瑟琳•奥兰斯汀必定细细咀嚼过《屠猫记》的第一章，因为她在《百变小红帽》的第3章《外婆的故事》的末尾里顺带批评了达恩顿的研究，说他没有考虑口述版的小红帽的快乐结局，她可以倒是考虑到了，但我觉得她把这项工作当成密码来解了，虽然英文书名中的是Uncloaked——remove a cloak。另外，本书据说源于作者的毕业论文，却没有参考书目或资料来源索引，实在是比较费解。

   中译本采用的是台湾的杨淑智的译本，这种情形在三联书店和其他书店最近出的社科文艺书籍中比较常见，骂够了国内某些教授不负责任的译文后，越来越发现台湾译本的质量也不一定好。本书的译者显然是时尚女士，能把Max Factor正确无误的翻译成“蜜丝佛陀”，但这不妨碍她把Charles Lebrun（勒布伦）翻译成伦勃朗（p7），把Monsieur Le Duc d’Orleans（奥尔良公爵）翻译成杜克德奥良公爵（p8），而杜克恰好就是法文公爵的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