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钱上瘾，那些身陷消费贷的年轻人

要问杨慈钱都花在哪了，她也感到很头痛。她在豆瓣上看别人讲负债的贴子，一五一十，一套贵的写真，一件奢侈品，钱起码有大的去向，可她看自己手机上的订单，都很零碎，“没买什么大件儿啊，都特别日常”。

杨慈今年24岁，“杭漂”，毕业三年，月薪4500，仍在负债中。她借的第一个网贷，是小米贷款。她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栏里输入“网贷”，“小米贷款”排位挺靠前，“当时挺意外，小米也能借贷，对这个品牌又比较信任”。展示在杨慈眼前的3万多额度，她都贷出来了，还掉一笔为学历升值交的2万多学费后，还剩几千，本来想着留给下个月还别的贷款，“但钱在手里留不住，一直花花花，等到下个月才发现，啊，又要还很多钱”。

说是“不知道花去哪了”，但仔细问，她还是能讲出来钱款去处。“可能我租的房子不贵，但我还是要把它装饰地特别好，比如抱枕一个就100多，我要买4个，地毯300多，明明有凳子，但我要扔掉丑的，重新买一个好看的，烧水壶几十块也能用，可我要买那种好看的200多的。好看排第一位。”

工作日，早饭在公司楼下星巴克买杯咖啡，或者麦当劳吃早餐，中午基本要吃七八十，有时会更贵，吃碗蟹黄面就得近百，间或还会光顾日料店。有时下午还要去甜品店，一块小蛋糕花去三四十，一天下来光是吃，就要花去二三百，如果每个工作日都这样吃，实际是超过月收入的。但杨慈不愿放弃这些，甚至，她选择这份工作，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个园区的“应有尽有”，她说现在这个公司特别让她高兴的是楼下有花店，不用出园区的门，就有电影院，有健身房、咖啡馆，还有按摩店，就用尽有。“好像我特别依赖这些东西。比如我现在负债累累了，但还是会买花回家。有时候我都特别恨我自己。但又觉得好像没了这些就活不下去”，她说，“我也不后悔。我就是特别恨自己”。

我于是问，“那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还会买吗？”她想了想说，“会的，因为我压根没意识到这是一种错误。不管别人怎么说，说这种东西又不是实用性的，不买就不买了，电影不看就不看了。但我有时觉得这才是对我来说实用的东西，这才是生活必需品”。

杨慈的观点并不新奇，甚至，我感到非常熟悉。或许在某个鼓吹消费的公众号文章里看到过，或许因为经常听到“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不是”这句话。又或者蚂蚁花呗那条广告深入人心——快递员王康说，“在我心中，什么都可以省，热爱的不能省”，他用花呗分期买了第一把萨克斯；毕业生林玉苹说，“去工作前，我想去看看世界”，她用花呗开始了自己的旅行；小磊说，“自由的感觉，永远比定居好”，他与女友用花呗换过4个城市……他们说，“活成我想要的样子。”

年轻一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杨慈举例说，生活在杭州这样的准一线城市，好处是晚上可以去Livehouse看演出，花几十块钱喝一杯，几乎每个月，她都会去一两回。周末突然想去海边，可能买张机票“说走就走”。

杨慈以前有过一个室友，比她大七八岁。月薪小两万，每个月光是房贷就要还8千，但她还是在过那种“令人向往的生活”，参加舞会、品酒会，周末还要去滑雪，设备明明能租，却一定要购买。这位室友曾告诉杨慈，别人问她为啥要买装备，她的反应是反问对方“为什么不”，“享受型人格有什么不好的？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苦兮兮的”。在杨慈心里，她认可室友这个观念。

可这美好生活背后都是亏空。

2017年，杨慈刚开始工作没多久，在爱奇艺上看《中国新说唱》时，经常看到“百度有钱花”的广告。那条广告的确拍得蛊惑人心，它说，“让你的梦想有钱花”，听上去很美。这句广告语促使她去下载了它的APP。注册过程中，软件要求她填写父母的联系方式，她试图用假手机号蒙混，没通过，她当然不希望父母知情，于是卸载了APP。3年了，她还不断能接到有钱花打来的推销电话。

目前，杨慈总负债十来万，它们分布在花呗、借呗，京东白条，美团贷，小米贷，微博贷和1张信用卡上。才1张信用卡？杨慈其实曾向广发、兴业和交通三家银行提出申请，都失败了。跑去查征信，答案揭晓，竟然有整整14页，每从这些网贷借一次钱，征信就会以“贷款审批”为条目给她记上一笔。不过网贷平台大都不看这些，它们仍然“信任”杨慈，还在继续借钱给她。

杨慈最令我吃惊的一次借贷行为发生在收银台前。她跟几位朋友去吃，买单时朋友跟她说那你先去结账。到收银台前，杨慈发现账单有700多，花呗额度不够。转头看了看朋友们，觉得如果跑回去说自己钱不够，那挺不好意思。临时起意，那不如就借一笔。她站在收银台边上，盘算了一下接下来要交的房租和要还的款项，大概是9千，索性就一次性在微博上借了一笔。微博也能贷款？不只能借，它甚至不用额外下载软件，直接在“新浪微博APP”就能操作，而且手续非常简单，填完借款人身份信息，杨慈甚至惊喜地发现额度有5万多。她借9千块，2分钟就到账了。

一个月前，她跟几位朋友吃饭，知道她债务情况的其中之一突然说，“你看，你点的奶茶是最贵的”，朋友接着说，“出来玩也不是说不让你喝，但尽量克制一下”。杨慈一面堵气说，“那我要不然就不喝，要喝的话我肯定要喝自己想喝那一款。”一面又意识到，朋友说得对，她的工资一到手，立刻全部拿去还贷款，身上根本没有一分钱，每花一分钱实际都是借的，都是超前消费。正是这天起，她决心克制消费，搬到了便宜的房子，并且有一个月没有出去聚餐了——光是不聚餐这一点，已经困难重重。但她暂时并不打算向父母坦白，原因某种程度也与“美好生活”相关。

“如果现在跟父母讲，他们也能帮我把钱都还上。但代价可能是，不要在杭州混了，回老家，介绍一个我不喜欢的工作，不停地相亲，把你摁在那里，一定要结婚生子，没了自由——回家之后，可能连穿一条破洞牛仔裤的自由都没有。整个生活都被控制住了”。她还心存念想，想靠自己把债还上。

何米跟杨慈一般大，但因为还没参加工作，又跟父母同住，

主要开销都是在满足自己买新衣服的渴望。她买衣服，不看直播，不听人推荐，就是刷淘宝，大数据了解她的习惯，有些人爱屯裙子，有人屯鞋，何米不是，“买一件上衣，我就相应配个外套，配个裤子，搭双鞋，一买就是全套”。

比如“双11”，不像有些人会提前规划趁机购买大件，何米不是，双11快到的时候，心中还是一片空白，并没有什么想买的，到了零点，突然就买兴大发。零点抢一轮，第二天白天再买一轮。2019年的双11，两万多块钱就是这样花了出去。

2018年，大肆买买买的势头刚起来，她曾狠心关掉过花呗——从借呗贷了一笔钱，把花呗全还上，然后停用它。大约停了一个月，又给打开了，有意思的是，重新启用的花呗，还给何米涨了额度，从原来的1万多，涨到了3万，“额度上来了，我就越想买了”。此后两年，何米再没停过花呗，额度仿佛一只兽，借还频率是食粮，使用越多，养得越肥。到2020年11月，何米停用它们的时候，借呗的额度达到了9万5，百度有钱花的额度有6万，微粒贷与京东金条用得相对少，分别是1万5和1万4。

买了两年多，买来的衣服里衣柜里挂不下，就装满进箱子，装满七个整理箱，箱子有些塞在床底，有些堆在门后，很多衣服吊牌都没摘掉——究竟有多少件，她到现在还没去清算。

当然，其它诱惑何米也难以抵挡。海蓝之迷、雅诗兰黛、娇兰、娇韵诗、兰蔻、倩碧等国际大牌的明星产品，何米都买过，通常是试一试，发现好像也不怎么样就搁在一边，“我属于满足好奇心，贵的东西看过了，发现也就那样，换汤不换药，同类东西就没那么吸引力了”。口红也有十几支，她现在回忆，好像就是突然有一天，到处都在讨论口红，2018年，口红营销在社交网络风靡，“迪奥裙子买不起，迪奥口红总买得起”，何米没能躲过这轮攻势，从小红书等地方不断地刷到口红，看到喜欢的就下单，有时同一款要屯两三个色号。由于连续几年辛勤参加“618”、“双11”等电商购物节，她家里卫生纸、洗手液两年都用不完。

25岁的何米3年前开始以贷养贷的时候，连“以贷养贷”这个词都没听说过，“还不上的时候”，她说，“我就从其它平台’倒’一下”。她没用过POS机，借贷以网络平台为主。

11月，蚂蚁金服上市计划暂被搁置的消息传播开来后，何米在网上看到一个传闻，说花呗和钱呗可能会关停一批账户，同时降低一些用户额度。她立刻想，要是轮到自己头上，那可真是悬了。何米大学毕业2年，一直没工作，在家准备考研。债务总量虽然越来越高，但截止11月，她没逾期过，因为平台“倒”平台，窟窿总能补上。但继续往前走，何米隐隐感觉，这一天迟早会到来，她过了一年多忐忑的“倒来倒去”还款的日子，终于在蚂蚁集团暂缓上市的消息之后，下定决心，她说，这是“大环境影响逼着你快刀斩乱麻”。

这把“快刀”就是何米的妈妈。这天傍晚，何米妈妈在厨房做鱼，趁炖汤的功夫到客厅，看女儿脸色不好，问她出了什么事，看她支支吾吾地说不上来，就开始一个一个猜，猜到“欠人钱了”，何米点头称是，哭着把事情讲了一遍。坦白之前，何米在心中有大概预设，妈妈平常不是太严厉的人，平时闯点祸，也不会遭遇严重责难。果然，何米妈妈虽然感到惊讶，但也只是温和地教育她，以后花钱要有规划，不能这么花。坦白第二天，她母亲就转给她15万，帮她一次性把债务全部偿还。

当一个人开始关注网贷，会发现网贷广告无处不在。有的说一天利息一瓶水，一月一杯奶茶钱。上个腾讯视频，开屏就是网贷广告，话术格外诱人，点进腾讯首页，也有豆豆钱包的广告，说“日息低至0.027%”，听上去很美。网贷无非是取代了“那个朋友”的位置，从网贷借，在信用卡里走一圈，最后再还给网贷。但网贷有期限，到期之前，总有一两个月，这笔钱沉甸甸地在手上，使人无法平静。“既然没那么着急还，下个月又有工资会发，你的想法又是，这钱是自己的，网上看到一个想要的东西时，就会想，不如用这笔钱来买。”

手机屏幕上轻轻松松显示的额度，就像是一顿大餐，一个饥肠辘辘的人，如何抵制这种诱惑？既然借贷可以解决这么多烦心事，似乎没有不借的道理。可是，明明已经负债累累，一个人为何不能节制？为什么做不到克制消费？没有陷入困境的人，是否可以站在岸上永远高枕无忧？

某种程度上来讲，何米不过是一个“失控版的你和我”，在电商与社交媒体营销的两重夹击之下，人人都因为冲动买过几件实际上并不需要的东西。张红川是中央财经大学心理学系系主任，研究行为经济学多年。他跟我提到一个“象与骑象人”理论：我们的理性好比一个骑在大象上的人，我们的行动如同那头大象。大象是不管不顾的，想走就走，只有恐惧和害怕能阻止它的脚步。具体到消费行为上，消费冲动就是那头大象，“支付痛苦”是它的阻碍。

张教授解释说，“一个人时时刻刻都与大象进行角力，实际上是非常疲惫的，骑象人因此很难胜过大象。人不是想控制自己就能控制的，我们必须在理解人性或人心的基础上，寻找更好的办法。这个办法不是试图去抵抗那头大象，你抵抗不了它的，你只能让它走，但是，我们可以想办法让它走得慢点，给它一点点的缓冲，给它一点点障碍。”

从前，当人们使用现金时，人的大脑对支付痛苦有明显感知。现在，随着支付越来越便捷，借贷越来越容易，支付的痛感与消费感快感之间，相隔很远，惩罚与即时满足之间打了一个时间差。这些都意味着，能让大象感到恐惧的东西愈发势弱。张红川说，“电商、平台等，它们做的一切的东西就是在绕过骑象人，诉诸于大象，（算法、支付的便捷性等）让大象感到无比的快乐，让大象走起路来一点痛苦都没有，所以我们的大象才会那么轻易地就做出了判断，做出了决定”。

虽然看上去我的采访对象当中，年轻人居多，似乎还有学历普遍不高的共性，但在行为心理学领域，并没有研究能表明，陷入消费借贷困境的人群有明显标识。比较常见的人群，反而是那些时间充裕的人，他打开淘宝或京东，心里以为只是看一看打发一下时间，但当你打开它，已经一只脚迈入它们的陷阱。“所有人，所有人都有可能会掉进这样的陷阱。对于你来讲，也许是因为你今天在付出金钱时依然觉得很痛，也许是因为今天你的大象没有找到特别感兴趣的东西，或者更有可能，只是因为我们还未碰到一个足够让我们付出所有的东西。”

方明的情况又有不同。他今年25岁，曾经闯荡重庆，正是在这座城市里，他陷入网贷深渊。

2018年，方明23岁，负债20万，这个春天的早上，他睁开眼想的是另一个数字，2千块。他有张信用卡第二天到还款期限，已经跟朋友借了点，但还差两千。挨到下午，他还没弄到这两千块。百度有个“上岸吧”，方明不喜欢那里，广告遍野，鱼龙混杂，但这天正是在这个贴吧，他看到评论里一个图片回复，图上写“加V，花呗白条套现”。方明立刻加了那人微信。

他只关心两件事，能不能马上套，能不能当时就给。对方都说能。他穿上鞋子立刻就出发了。他心想，要是能弄成，又逃过一劫。方明住在重庆西郊，对方在市里，距离有十多公里。虽然没钱，他还是打了个车，只想快点见到那个人。

地址在重庆解放碑的一个写字楼，楼下有家星巴克，方明跟对方在这里接上头。是个男的，三十来岁，剃个寸头，身高也就一米七，看上去人畜无害。两个人在星巴克“交易”了一个多小时。他告诉方明，套现其实也简单，用蚂蚁花呗或京东白条买个电子产品，通常是手机，最好是国产手机，容易出货，收货地址填他的，他再把货款的钱转给方明，套现就算完成了。买手机，可以上淘宝，也可以上京东，等于是在“花呗”和“京东白条”之间二选一。方明心里盘算，平常时候，实在没钱吃饭，楼下小卖部也能套个一二百，用支付宝扫付款码，老板再把钱转给他就是。但京东没法这么干。支付宝的花呗额度，当然因此优先留着。

他用京东白条分期了一部4000出头的手机，大老远跑来套现，方明没咋犹豫，紧贴着额度用，能套多少是多少。方明后来想，这人表面人畜无害，实则老奸巨猾，手续费微信都说定了，临到转账耍花头，坚持要收到手机才能转账，方明当然不肯，二人讨价还价，最后方明让步，答应再少收200块。花掉4000，套现到手实际才3500，如果换算成1万块钱，利息高达1250块，按年利率算就是12.5%。不过当时方明根本没去算，只觉得在这种千钧一发的最后一天弄到钱，就是巨大的惊喜。

后来同样的套现方式他还操作过几次，头一回找了本地的，能面对面交易，后来找到个在广西的，手续费能便宜一点，但人家需要收到手机后才给转账。这法子听上去危险重重，一个在网上找到的搞套现的陌生人，竟然也能信？对方完全可以收到手机后立刻将方明拉黑。我问方明当时是否担心，他说，“我记不太清他说了什么话让我不担心，但确实这样去做了——最后确实钱也收到了”。

走到京东白条套现这一步，方明离山穷水尽已经不远了。这说明，他的4张信用卡都套不到现了，几个借贷平台的借款额度已经用完了，除了冒险，他别无办法，如果真的被骗，对方明来说，或许窟窿又涨大一圈，破布撕得更破，微弱的平衡仍能维系。

真正致命的打击来自民生银行。方明的民生银行信用卡，本来有1万5额度，这一天，他还进去一笔钱后，额度突然清零，当时心里就凉了半截，1万5不能套，后面肯定要爆发。本来是环环相扣的以贷还贷链条，突然跳空一环，方明找不到地方补这1万5的缺口。他打电话给银行，得知自己“被风控了”。在此之前，尽管他一直想尽办法不产生逾期，但是频繁用POS机套现，银行终于将他的账户判为高风险账户。鞭炮投进火药库，不会有单个火药桶保全下来。一个月内，他的债务全面“拉爆”，最直观的表现是，亲友陆续接到催收人员毫不客气的催收电话，方明说，“那好像一块石头完全压下来，把你钉在那个地方”。

债务火药库引爆后，方明打算离开重庆，回老家去。收拾残局，整理房间，光是POS机就收出来7个，红红绿绿，堆在一起，仿佛遗骸，这是方明过去几年“自杀式借贷”的物理证据。

POS机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比我们日常消费刷卡那种POS机小一号，体型如初中生用的计算器。能连蓝牙，在手机上相应地可以下载到APP。套1千块钱，手续费约30块。它还分两种模式，一种是“t+1”，第二天到账，一种是“t+0”，实时到账，后者要贵一点。最开始，这种POS机还要花钱买，几十块钱一个，后来逐渐地免费了，推销员巴不得你去使用，背后的公司好吃高额手续费。

有时理智占上风，方明会把POS机藏起来或扔掉，发誓不再动信用卡额度。有时刚下完决心，隔天就有人上门来推销，心理防线就此崩塌。有时明明没有POS机，想要用钱，就去借别人刷下。有时即便有，上门推销的人说，最好换着刷，他一听有道理，就再注册一个。

受到蛊惑、无法自控的过程中，窟窿越来越大，我问方明，人头脑里到理智的声音还会在吗？

“你那种（理智）状态维持不了一两天。你会感觉好像赚钱好辛苦，还是花钱舒服，确确实实会有这样的念头。那个时候已经不会去想欠多少钱，虽然心里也知道这个钱到最后肯定会越来越多。我二手房中介是靠提成，有的是几千，可能上万，但有时候做一个大单子，比方说写字楼、商铺、别墅这些，佣金就有好几万或者十来万，这些都是有的，所以就会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先用着，之后我万一做一个大单子，我的债务不就全销了吗。然后，你就会想，那些小单子，做起来好像也杯水车薪。反正也不够，然后你就没有动力工作。”

可大单子当然难做，方明干中介5年，最高一笔佣金也就两万，这两万还只是一个“天上掉的馅饼”。当时有个客人在网上看中一套房子，打电话给方明，他带客人去看，看后立刻签约，特别顺利，换作任何一位中介，几乎都能完成交易。可天上掉过一次馅饼，地上的人就会不时地抬头，看看下一次是什么时候。

2014年，17岁的方明到重庆，想找份工作，找了很多，只有二手房中介要了他。没有基本工资，收入光靠提成。干了一段时间，方明发现同事里面尽是像他这样没啥学历、从农村来的同龄人。“都是初高中学历，刚进城，不成熟，还爱乱花钱”。方明自己，买过山地车，因为看到网上有人搞川藏骑行，觉得挺时髦，一应装备，一花就是七八千。网上看到有人钓鱼，也下单了一套钓鱼器具，花掉一两千。买得最贵、最多的东西当然是电子产品，游戏机，PS4，ipad，苹果手机——手机用得不珍惜，不是进了水，就是摔碎了屏，一年得换两次，有时新款iphone没出来，就买新款三星，总体来说肯定买最新款。

有段时间，方明跟同事们经常去 KTV、按摩店这样的消费场所。“那种商务KTV，会喊那种包房公主。一开始还蛮不好意思，都是别人叫着去”，后来变为自己主动叫他们多一点，去一次，少则五六百多，多则一两千。他周围同事里，有很多人像他一样从农村进城，看很多事物都只在电视上见过，城市里的新鲜玩意儿，他们想吃想看想尝试。

然而挣钱并不容易。只有那个可以快速到账的借贷额度看上去是不费吹灰之力的。这个钱既然能花，那何不先舒坦一下？方明说他克制过太多次，曾经无数次地想，不要再去动信用卡或那些平台的钱，以后就加倍努力好好赚钱，但这种想法持续不了多久，有时击溃他的只是因为晚上躺床上，饿了，身上没钱，那就借一笔。本来只是告诉自己，这钱只是为了点个外卖，但只要开始花了一笔，就会找各种理由去要花掉这些钱。他头脑里的天人交战，总是“脆弱的人性”那一方获胜。

2020年，方明个人信用破产后，辞职回了老家，他找了一份“不违法，但也不体面”的夜班工作，以便较快还债。他又回到了小时候跟外婆一起生活的环境里，时时想起少年往事。

他从小由外婆带大，每年只到春节，在外打工的父母才能回来几天。一年到头，他几乎没有零花钱。小学毕业那年，学校来了个摄影师，给每个人拍了照、洗出来，但是得花2块钱买。这2块钱，方明没有， 也不敢跟外婆要，就这么拖着，拖到后来那位摄影师上家里来“讨债”。后来有一年春节，他得到了20块压岁钱，因为担心钱被没收，一口气全给花了。十多年后，方明看着自己的妹妹，也是放在外婆这里养，会想起当年的自己，生活在节俭与克制中，只是能看别的孩子吃零食，玩弹子球。每天放学回家先把作业做了，然后去打猪草，煮好，喂猪，紧接着要帮忙做晚饭。只有夏天中午是他最快乐的时候，因为天气太热，不用出门干活，能在家里看电视——得把声音调到最小，因为其他人在午睡。

2012年，方明读高二，父亲去世。他就跟着父亲在世时几个朋友，到了工地。他在工地干了两年，身上总是很脏，总是碰到自私自利的“大人”，总感到低人一等，他决定到城市里碰碰运气。在城市里，他当然碰到了许多同龄人，包括女孩子。2016年，公司新来了一个女孩子，像城里人一样，方明吸引她目光的法子是送她东西，花钱请吃饭，买那一年新款iphone当礼物。 这是借贷的起点吗？方明说他实在记不起来第一笔网贷是因为什么借的，但一定早于这个女孩子的出现，“那时候已经每个月找不到钱还信用卡，只能去跟朋友借一笔钱，还进去后，再（POS机）刷出来新的钱，还另一张卡，然后把最后那笔钱再刷出来，还给我借我钱的那个人。那时信用卡有4张，额度加起来也就3万。后来因为知道可以网贷，就感觉没有必要再去跟朋友开口借了”。

在北京工作的女生李希希，比何米大5岁，也是3年前，她发现每月收入连信用卡最低还款额都不够的时候，就想到，那不如再办一张。申请到新卡后，李希希的使用方法跟方明一样，也是用POS机套现，说起来还比方明的便宜不少，1万块钱手续费是40块。

李希希从交通银行申请到第2张信用卡，额度1万6，相比后来浦发银行给她的十几万额度，微粒贷7万额度，这是最少的，也是她后来最早还完消卡的，“额度低，反而更容易去消卡。我真的我两个月三个月我就是省吃俭用，我都给它还上”。第3张从浦发银行申请，她在网上填完资料，有业务员去公司找她。对方当时问她月薪多少，她回答说，“最高可能七八千，低的时候五六千”。业务员挺干脆地说，“那你给填一个（年薪）20万吧”。李希希问，“这样可以吗”。业务员说，“放心，没人查”。这张信用卡一开卡额度高达13万。没过多久，一个显示为上海的座机号码给李希希打电话，向她推销（浦发）万用金，属于小额借贷，额度也有约15万。

钱不够花时，她就从万用金借一笔，有时候她甚至会选最高分期36期还。2018年9月，自称是浦发银行业务员的人又给她电话，告诉她说，虽然额度已用完，但她是“优质客户”，还可以再添3万额度，问李希希是否需要。“如果我是银行，我看到我这样，都会认定我是高风险用户了，但他们还上杆子地借钱给我，我就隐隐感到不对劲了”。这火热热的3万额度，李希希拒绝了。

信用卡套现总有尽头，李希希想再办一张。先是去了一家叫作“摩尔龙”的贷款中介，业务员告诉她，申请银行信用卡没成功，不过推荐她去“宜人贷”。一旦开始以贷养贷，负债者就会货比三家，看哪家平台划算，哪家平台额度高，利息低，哪家平台最“坑”，很多人告诉我，他们“不敢碰宜人贷”。但李希希“勇敢”地去了。

摩尔龙办公地点在北京中关村，宜人贷离它不远，李希希当时听完中介推荐，立刻就过去了。她站在那栋大厦楼下张望，看到有两层楼都是宜人贷在办公。贷款销售指导她“正确”填写申请表，比如，贷款用途要填 “装修”。他们也要求填写4个联络人电话，既要有同事，也要有亲属，但打电话去确认身份的时候，会自称是保险公司，避免置借贷人于尴尬境地。

李希希计划借3万。合同写明，年利率11%。李希希计算，这意味着一年只用交3300块利息，如果中间能还点本金进去，甚至3千块都不用。于是同意。最后她拿到一份借贷合同，归定24个月，每月等额本息1967元，实际还款总额为47211元，而李希希实际到账数目却只有29500元。年利率说是11%，实际一算，高达49.95%。而我国最高法院规定，借贷双方约定年利率超过36%时，超过部分利息约定无效，此外，《民法典》规定，“禁止高利放贷”。

李希希在记账公司上班，说起来也是财务行业，却比我采访的其他人陷得更深。到她债务最后爆发时，总额高达50万。也是直到此时，在朋友帮助下，她才搞明白，原来她从宜人贷借到手这3万块钱，年利率竟然是比她最初以为的多了近4倍。借贷机构会将收益分布在所谓的“手续费”、“咨询费”等名目中，或许正是这些让年轻人或对数字不敏感的负债者产生混淆。就像李希希，她到现在仍不明白，自己竟然是怎么从一开始的一两万块钱，滚成后来的几十万。

李希希在贷款数额逐渐逼近50万时，发现自己精神状态越来越差，经常性失眠，有时几天都睡不着，一闭眼就全是债务这些事儿。2020年疫情爆发前，她到北京安定医院看精神科，医生告诉她，需要住院，她的第一反应是，“如果住院，还贷怎么办”。她当初胆子小，在债务还可控的时候，没跟爸妈坦白。去年年末，李希希硬撑了几年的秘密裸露在了空气里，为了陪她，也为了给她精神层面的支持，李希希父母跑了一趟北京，他们安慰女儿，虽然家里不能一次性把钱都还上，但全家人可以一起努力上岸——她没想到能获得这么温暖的支持。

负债者们习惯将还清贷款叫作“上岸”，利滚利往往导致上岸非常困难。在“豆瓣负债者联盟”和我加的几个负债者互助群里，最常见的劝告是，早点向父母坦白，不要以贷养贷，劝告者大都苦口婆心，因为这被证明是最有效的方式。卷入洪流，真正能打捞他们的人几乎只有父母，同时，向父母坦白往往又是最难的，承担让父母失望的压力需要很大的勇气。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我，我爸妈的生活会更好”，抱有这样想法的大有人在。负债的年轻人会反问自己，自己的错，却要让一生勤俭的父母来买单？总有许多人，宁可自己抗着，也不选择去向父母坦白。

中学时，李希希每个月月初能领到一笔生活费，父母对她的要求是自己独立掌控这笔钱，如果前面花多了，到了月底，就算饿肚子，也没人会管她。高考后，她填了南方一所大学的景观设计专业，拿到的通知书，却是北方一所大学的会计专业，她傻了眼，这是父母篡改她意愿的结果。父母瞒着她，给她的老师打电话，将她几个志愿都填向财务类别，学校也给改了，改在本省。因为这些事，成年后的李希希与父母关系并不亲密。大学毕业后，她急于证明自己能独立，才有了她那个刷信用卡交房租的借贷起源。初入社会的孩子，刚开头时父母接济一笔房租钱是常有的事，李希希没想过开这个口。利滚利之势态不可控制之前，她的想法都是，尽可能不去靠家里。

所幸父母还是爱她的。坦白之后，她振作了很多，觉得不管怎么样，要把债都还清，早日上岸，然后过一个普通女孩子的正常生活。

上岸之后，他们重蹈覆辙的可能性有多大。张红川的答案并不乐观。他认为，归根结底要自己真正想改变，个体需要在里大脑获得足够多的疼痛感，才能对大象制造阻碍。“如同说，没有哪个人在吸毒之前会认为说我会成为一个毒瘾上瘾者，进入到那种情况后，我们才会发现其实人控制自我的力量远远不如想象中那么强大”，而我们现在面对的世界是，“一个个体需要用自己的力量，与强大的消费主义文化作对抗，而我们目前所能够诉诸的，只有我们的头脑，我们自己的理性。”

（应采访者要求，杨慈、何米、方明、李希希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