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说她是一座宏伟的历史古都,也可以说她是一驾庞大的政治经济机器,但在许多青年人眼力,她也是一片灰蒙蒙的伤心之地。
也许你人生前十八年的努力,都是为了考上一个“XX大学”,然后在北京的望京、三里屯找到了一份实习工作,接着租了一个十分边缘的小房间,最后跟父母打招呼时自豪又有些迷茫地说上一句:“我到北京工作了。”
奋斗、出人头地,这个时长有多久,不知道,但清楚的是,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一部分北漂青年梦想率先破碎。
2020年开春,疫情导致大量中小企业减产、破产、资金链断裂,截止至2月21日,已有750家企业在人民法院发布破产公告,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扩大。
随之,一大波失业北漂青年正在谋划逃离北京,并将所有个人物品挂在网上抛售。
“贱卖”、“给钱就卖”、“无情甩卖”,这些关键词显示着一大波北漂者的生活在分崩离析。
因为疫情导致裁员、收入降低,从一月份以来就入不敷出,可是房租照样得交、花呗照样得还,没有充裕的生活收入,却负担了高昂的生活成本,他们只好决定离开。
在这个刷不到尽头的抛售清单里,充满了奇奇怪怪的东西,仿佛一本怪诞的北漂人类学博物志。
搜索结果中最常见的,还是生活用品。
一是图发展,二是谋生活,三则是提升自我,出租屋纵使再狭小,也必须成为自己的修炼场,让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有趣的灵魂”。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青年们灵魂尚未有趣,就被北京干得七零八碎,最后挂上了一个tag“离开北京”,出售自己的一切提升道具。
名为《职场》的书,还没开封,自己就率先离开北京了。
搜索关键词“离开北京 猫”,大量有偿或无偿领养的宠物猫正在等待一场救赎。
平日里娇生惯养、常年称霸朋友圈的英短、美短们,因为主人回家没条件或路上不方便等诸多原因,只好被忍痛割爱,寄希望于马上就能找到一户家境富裕的好心人。
平时这些小年轻们,口中常挂着“断舍离”,外卖盒、饮料瓶却堆满桌子,但现在离开北京了,他们却割舍得一干二净。
一言以蔽之,在北京活着,太累。
有多少人怀揣着一个梦想和一张身份证来到了陌生的北京,又有多少人两手空空地挥别了伤心的北京。
此刻闲鱼上着急转手的房源,大部分都是距离城中心1-2小时通勤时间、跟别人合租的一个十几平的卧室,月租从1800到3000+不等。
根据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2018年的数据,超过一半的北京租房者每月房租占月收入三分之一,五分之一的人则占月收入的一半以上。
可这想法也没错,你想想,北京如此高的生活成本、如此高的工作压力,月薪一万不才能稍微活得体面一点儿吗?
在北京生活,很可能就是一个现实反复霸凌理想的过程。
但现实就是一片破碎,加班常态化,生活碎片化。
这些青年们的生活两点一线,不是在地铁上,就是在办公室里,回到家里除了休息还是休息,吉他、烤箱、书籍等一切提升自我技能的物品,最后都成了装饰品。
另外,青年们或许也会渐渐发现,向上的空间也几乎被封闭,阶层障碍难以跨越,普通人不吃不喝一年的收入,在北京只够买1/5个厕所。
最后,他们成了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观念中的无缘中产的无产中产阶级(Middle-classish Proletariat)。
当代青年若想升入中产阶级,在今天更可能的方式,是“像中产一样消费”,而不是“拥有中产收入”。
消费主义,可以说是年轻人唯一的拯救。
每一件售卖的闲置物品,都象征着卖家一个个期望被尘封,慢慢地成为了“北漂”卖家们在这个城市“到此一游”的唯一凭证,转让给下一个抱有期望的人。
最后,当疫情等各种风险事件突然降临的时候,每个消费撑托起来的无产中产阶级,瞬间垮塌,成了一批开始在闲鱼售卖闲置物品的北漂卖家……
溃败北漂青年,空着手来,空着手走。
也许他们在故乡积攒了足够的能力与勇气之后,会卷土重来,又或许,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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