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图个啥？-iYUMO|生活志

“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朽腐的皮囊以后，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将要做些什么梦，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

大家好，我叫张秋子，是一名文学的普通读者和讲授者，今天很高兴来到一席。

这些年我做的工作主要是带领学生一起细读文本，我们会花一个学期只读一两本文学经典。这样的细读逼着人最大限度地对文本保持耐心和细心，也是我认为比较有意思和有意义的读法。

今天要聊的话题正是跟“意义感”有关，换一种通俗的表述方式就是——活着图个啥？意义感这个词听起来非常宏大，所以我想把它放到小小的文学中来聊。

之所以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是始于一次和学生的聊天。有一个女生大学期间都和我保持着联系，到了大四，她突然感到有点怅然若失。因为大一时她有些看不上那些只会刷绩点的同学，除了拼命完成老师的要求，别的什么都不干。

而她虽然成绩一般，但是读了很多书，看了很多电影，内心非常充实，她也觉得这种生活方式是有意义的。到了大四时，她发现那些刷绩点的同学都凭借靠前的排名顺利保研了，而她只能自己考研，还不一定考得上。

这时候她有点迷茫，她就问我，老师我以前坚持的那种生活的意义感是真的吗？

▲图片来源：电影《少林足球》

活着图个啥这个问题好像大家在日常生活里不会去问，但它可能是决定我们所有微小行为的底色。为什么大家要在这么热的天来听一席？为什么我觉得文本细读是有意思的？为什么她觉得其他同学的选择是没有意义的？

当我们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就是在诉说意义感。

有钱、生活富足就等于幸福吗？

可能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活着图个啥这个问题很好解答，有钱、生活富足就够了，就可以算是幸福的生活了。

但有钱、生活富足真的就可以算是幸福吗？我今天想分享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就叫《幸福》，它可能在尝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幸福》的作者是19世纪末的新西兰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1888—1923）

故事的情节很简单，讲述的是富裕的女主人公伯莎·扬一天招待宾客的生活。她三十岁，生活无忧无虑。在宾客到来之前，她打理着家务，想要打造一个完美的待客环境。此时，她内心的幸福感简直爆棚了。曼斯菲尔德是这样描写的：

她拥有一切。她正年轻。哈里和她一如既往地爱着对方，他们相处的时光无比美好，真是佳偶天成。她有一个可爱的宝宝。他们无需为生计发愁。他们的房子和花园尽如人意。还有朋友们——时尚的、为人称道的朋友们，他们要么是作家、画家和诗人，要么是热衷于社会问题的人士——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那类朋友。她有书，有音乐，她还找到了一个技艺高超的小裁缝，他们在夏天出国度假，他们的新厨子能够做出世界上最美味的煎蛋。

到这里我们可以停一下问问各位，这样的生活难道不是大家都梦寐以求的吗？我在课堂上问同学们的时候，有一些人会倔强地表示：不是，伯莎的生活虽然富足，但是空虚。我心想，那把这种空虚给我吧。

小说情节很简单，在一天的大宴宾客之后，伯莎和丈夫送客出门。这个时候，丈夫在跟一个女来宾说话，她远远地通过丈夫的唇语读到了这么几个字：“我喜欢你”。

接着作家笔锋一转，转到了庭院中一棵寂寥的梨树那儿，写到：

此时，庭院中，一颗寂寥的梨树静立。

小说到这里就结束了。

曼斯菲尔德为什么要写这棵树，而且不止一次？我想，它意味着一种意义感的“欠然”，我个人很喜欢这个词。伯莎的这种欠然并不是来自目睹丈夫的出轨后的幻灭，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小瞧作家了，因为并不是写出一个人婚姻幸福就人世没有白活。

实际上，在伯莎还没看到丈夫言行之前，就屡次地在一派热闹里，感到那棵孤独的梨树散发出来的幽冷的气息。所以我想，梨树的存在是否在提示着一种长期的欠然——生活里好像什么都有了，但要是细想又觉得好像有点遗憾，具体缺什么，又说不上来。

其实这可能是很多人都正在经历的状态，觉得目前生活、工作乃至婚姻是不太理想的，但是怎样才是理想状态呢，或者怎么样的生活什么才是有奔头的呢，好像又答不上来。很多人都处于这种顿悟的边缘，可是顿悟却迟迟不来。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次上课，有个男生站起来说，每当我想到我以后毕业了要成为一个中学语文老师，我就感觉到极端的恐惧和厌恶。但其实这是我们这种师范院校学生的主要出路，也是这个男孩的父母对他的最大期待。

可是当我问他，那你觉得什么才是有奔头的生活或者职业呢？他的回答却是，不知道。

意义感的欠然是作家非常喜欢描写的主题，就像画一个圆，但是不曾画满。哪怕是在大家一向认为是大功告成的《西游记》里，也有个情节是在表现欠然。

在师徒四人取得真经后回来的路上，佛祖掐指一算，还少了一个劫难，所以就让师徒落水。落水以后经文也打湿了，师徒四人就把经文打捞上来摊在石头上晾。

好不容易晾干，从石头上拿起来的时候，经文被粘在石头上一小块，被粘掉的地方恰恰是佛经的结尾。这个时候孙悟空说了四个字，“天地不全”，这其实就是一种欠然。

▲图片来源：电视剧《西游记》

文学作品除了喜欢描写欠然，也喜欢描写惘然。欠然和惘然不同，惘然是一个圆，曾经画满了，现在缺了一块补不回去了。

张爱玲的《半生缘》里就写到，男女主角在谈婚论嫁前突然谈崩了，男主角世钧从桌上抓起一杯水喝了下去，愤然离开。他没想到的是，这一走就造成了两个人十多年的隔阂。在男主人公离开以后，张爱玲神来一笔：

天冷，一杯热茶喝完了，空的玻璃杯还在那冒热气，就像一个人的呼吸似的。

这个描述真是好，如果很快喝完一杯热水，你会发现杯子空了，但杯壁还是热乎乎的，这就是有人曾经在这里的证据。

但同时那像人一样呼吸着的热气又在提示着，真正喝水那个人已经走了，永远不会再踏进屋子了，一切已经无可挽回。这就是惘然。

▲图片来源：电影《半生缘》

凭什么要“天经地义”？

意义感的欠然是很多作家都偏爱的主题，但有趣的是，它是十九世纪以后才开始被集中书写的。这可能是因为在此之前大家不太关心这个问题，或者说“为什么活着”对人们来说不构成一个难题。

古典时代的人们对意义的理解会比我们更纯粹一些，他们所信奉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相对单一的。如果去问一个古代的清教徒，你为什么信上帝？他可能会说，为了响应号召，升入天堂。如果去问一位中国古代书生，你为什么要读圣贤书？他的回答大概就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有人的答案基本上是比较统一的。

在意义被发明的前夜，人们对于给定的答案不太怀疑，人与宇宙天地浑然一体、不曾脱钩，“天经地义”说的就是这种状态。

什么时候人开始不满足于既定的意义了呢？直到人和这种天经地义开始脱钩的时候，人们才开始不再回答统一的答案，才开始问凭什么要天经地义？

就好像对于一位农民来说，不需要去问劳作的意义，因为当他锄地的时候，意义是自动生成与内在镶嵌的。只有脱离了劳作本身的人，才会去写“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这样的诗歌，他一定是个旁观者。

也就是说只有人跳出了行为本身，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自己所做的事情，才算是脱离了天经地义。我想，古典文学中，最早开始质疑天经地义的人应该是哈姆雷特王子。

▲图片来源：电影《王子复仇记》

当王子知道谁是杀父仇人之后，他却迟迟不动手，好像得了很严重的拖延症。关于为什么王子不动手，百年来好像已经有非常多解释，但是如果从质询天经地义的这个角度重新来看的话，在这里我们仍然有必要再次重复王子那段非常有名的独白：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死了，睡着了，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疮痛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死了，睡着了，睡着了也许还会做梦，阻碍就在这儿，因为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腐朽的皮囊之后，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要做些什么梦，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

这段话很有名，但是真正读懂的人有多少呢？如果王子还是一个信奉天经地义的人，他此刻的行为不应该是停下来在这念念叨叨，而是抽出刀把他的杀父仇人干掉，因为为父报仇、以牙还牙在古典世界里才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

但是上述这一段深沉的思考，显然表明王子已经不相信什么天经地义了，他想到了更深的东西，也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将面临的东西——死亡和睡眠。

不仅是他父亲的死，还有他杀父仇人的死，甚至是他自己的死亡，从所有人都会归尘归土的这个必然的终点往后回看的话，一切血亲的复仇还有意义吗？这就是王子问的，所以他没有动手，我把这个时刻称为古典意义崩塌的时刻。

所以在今天这个天经地义已经消解的时代，像我们这样的地方院校，如果再问一个本科毕业生为什么要考研？他肯定不会再像古代书生那样回答“为往圣继绝学”了，他可能会有非常个性的表达。

成为一个平庸之辈就该受到讽刺吗？

那么，当我们坚信某件事带来的意义，并为之努力奋斗，最终成功了，这又算不算好事呢？这种生活是不是就是有意义的呢？

契诃夫觉得，可能还不太算。契诃夫在小说《醋栗》中，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人们所认为的这些五花八门的、个性的意义，是否都是外在植入的？

小说中通过哥哥之口讲述了弟弟的生活，这位弟弟出身乡下，是个小公务员，一辈子就希望有点良田，再种上醋栗。时来运转的是，弟弟娶了一位有钱的寡妇，婚后没多久寡妇就死了，给他留下了大笔财产，足够他去置办良田。

弟弟很快把梦中蓝图实现了，订购了许多醋栗，开了池塘，养了鸭子。他如愿当上了老爷，长胖了，感到了极大的幸福，甚至还想搞搞教育。可是，这个时候哥哥却说了一番奇怪的话：

我看见了一个幸福的人，他的心心念念的梦想显然已经实现，他的生活目标已经达到，他所想望的东西已经到手，他对他的命运和他自己都满意了。不知什么缘故，往常我一想到人的幸福，就不免带一点哀伤的感觉，这一回亲眼看到幸福的人，我竟生出一种跟绝望相近的沉重感觉。

这不是很奇怪吗？树立一个目标，努力地去获得并且感觉到意义，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不都是这样吗？为什么契诃夫会觉得它是沉重的、令人绝望的？他接着在小说中做了一个“壕沟”的比喻：

一个有思想的活人，站在一道壕沟面前，本来也许可以从上面跳过去，或者在上面搭座桥走过去，却偏要等它自动封口，或者等它让淤泥填满，难道这样的事还说得上什么规律和合法性？再说一遍，为什么要等？

意思是假设有一条壕沟在你的面前，一个有思想的活人应该是跳过去的。可是故事中的弟弟并没有，他等着淤泥慢慢地把壕沟自动填满。契诃夫觉得，这样的生活难道是合理的吗？

为什么要做这个关于壕沟的比喻？其实契诃夫想要说的是，我们绝大多数人自以为非常有个性的选择，都是外在植入的。

我们的选择就好像那条慢慢被淤泥填满的壕沟，很少有人能真正自己想出什么新的意义感，再跳过去。这是他觉得绝望的原因，一个有思想的活人应该自己去创造生活之道，而不是被动地、不思考地接受外在的“填入”。

甚至有的人还会为接受这种植入感到幸福不已，这种不经省察的幸福，在苛刻的契诃夫看来，是庸俗乏味的。所以在现实生活中，越是在乎外在的幸福指标，比方说钱多钱少、名号高低，或者声誉多寡，契诃夫就越觉得这是一个庸俗到令人绝望的人。

▲一席万象课程麦高登：《我们为什么活着》

可是，契诃夫会不会对人的要求太高了？这是我近些年都在思考的问题。成为一个平庸之辈、追逐物质生活，就是一件可鄙和令人绝望的事吗？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精神追求摆在物质追求之前，难道平庸生活就该受到讽刺，追求精神生活就一定更高级吗？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会比较警惕打压日常平庸带来的精神优越感。因为有没有一种可能，这种精神生活的高级感也是外在植入的？什么东西会让精神的意义感也可能是被植入的？

我想是文学，还有文化。卢梭早就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他才写下了《论科学与艺术》，他发现现代社会中有很多控制性的意见在传播，文学就是其中之一。文学会“取悦”人，也就是欺骗人，但卢梭说的取悦类似于让人越来越遵守规则，掩盖自己的缺陷，变得精致而诡诈。

但我觉得文学和艺术还有另一种取悦，就是它会打着高级的名号，让人感到“舒服”。在接受那套价值观以后，飘飘然地自满于其中，觉得自己看康德的“三大批判”，就比打一天麻将高级；或者大热天跑来听一席，就比刷抖音高级。这里面其实有一种非常危险的东西，叫作精英主义，而精英主义本身也是被塑造和被植入的。

如果你认同精神的意义感和物质的意义感都是被外来植入的话，我们甚至可以开玩笑地说，它们最终带给人的状态是一样的，就是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从这一点来说，精神生活的追求和物质生活的追求，没有一个必然的高下之分。

当然，可能意义的确有外在与内在之分，比如有房有车有娃，还有猫，就是一种偏外在的意义；而读书思考，不功利地考试，这种意义就偏内在一些。

可是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把这种个人感觉和社会赋予的意义剥离开呢？有时候那些我们自以为充满个性的选择，其实都只是社会提供的某个选项而已。从这点上来说，也许倒印证了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一句箴言：“上升的路与下降的路是一回事”。

蒙住眼睛穿越现在

既然意义感总是外在植入的，那就会面临一个新的问题，也就是它总是流动不拘的，总是被时代的力量推着走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大家都挤破头想进大工厂，那是最理想的职业，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和福利待遇。可是，下岗风潮很快打碎了这种意义感。我本身就是从“大厂子弟”梦幻中醒过来的，我父母就是下岗工人。

这种意义感给人留下了很强烈的后遗症，就是对稳定的极端渴慕。我父母这一代到现在都坚信“体制内”才是最有意义的工作，所有非体制的工作都被他们称为是“打工的”。

▲工人站在废弃的厂房前，来源：电影《钢的琴》

而近几年教育机构的浮沉变化，也能反映出大时代是如何不停地塑形着我们的意义选择的。2000年前后，比较火的教育机构是新东方，那个时候大家很想出国，出国就要学英语。接下来是学而思，我2013年硕士毕业的时候，有很多同学都去了学而思。那个时候谁会想到，突然有一天会有一纸公文下来让一个行业都不复存在。

因为疫情出国也很困难了，又没有办法去做课外辅导，那能干什么呢？大家就考公吧，名校毕业去街道办事处都不是新鲜事了。于是，在各个时代浪潮中，不同人的被扶到了富豪榜的榜单上，这背后是谁都无法预料的时代变化带来的价值变迁。

显然，人的认知其实无法超越时代的框定，我们总是跟在时代塑造的意义感后面亦步亦趋，无法超前。米兰·昆德拉在小说《谁都笑不出来》中作了一个比喻，他说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蒙住眼睛穿越现在”。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对于现在做的任何事情的评估都有可能是错的，是被蒙着眼的状态。只有在事后，当蒙眼的布条解开后，当我们审视过去时，才会明白曾经经历的到底是什么，才能明白它们的意义。

▲图片来源：英剧《去他*的世界》

上个月正好是毕业季，有个学生来跟我告别，告别的时候他和我分享了他从高中到硕士期间，对于中学语文教育的意义的一系列打破和重构。

他在高考之后毫不犹豫地填报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因为他受到自己老师的影响，觉得教师这个职业非常有使命感。但是经过了几年本科和硕士的毒打，他发现难道现在的中学语文教育就是没完没了地练三笔字，做花里胡哨的PPT，参加形式主义的讲课比赛吗？他当时是非常灰心的。

后来他在找工作的时候，突然像一匹黑马似的，凭借个人能力进入了我们省最好的一所高中，把很多985、双一流学校的学生都PK掉了。他在第二场试讲的时候，发现有个小姑娘一直在门口等他，那个小姑娘刚刚听完他的第一场试讲。

等他试讲结束以后，这个小姑娘过来跟他说，老师，我一直很纠结高考结束后填什么志愿，但是听了你的课后，我坚定了要填汉语言文学的信念。我这个学生顿时被打了鸡血，之前所有的幻灭一扫而空，觉得未来在闪闪发光。

至于未来真的如何，如果二十年后我还有机会和他聊天的话，我特别想听听他那时候会如何重新定义自己工作的意义。因为对于此刻的他和我来说，我们都是被蒙住眼睛穿越现在的，就像昆德拉写的那样：

我们被蒙住眼睛穿越现在。至多，我们只能预感和猜测我们实际上正经历着的一切。只是在事后，当蒙眼的布条解开后，当我们审视过去时，我们才会明白，我们曾经经历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才能明白它们的意义。

此刻哪怕我站在这讲，我也不知道它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熟悉历史的人可能也会有相同的感受，人们并不知道他所做的事情的真正含义，直到那件事情做完了为止，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人还总有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就是夸大自己所做的一切。

这就是现代人的两难处境，既不相信古典时期那种单一的价值观，所谓的天经地义的那套东西；同时在大时代所塑造的种种价值和意义之外，又无法去超越和正确地把握；所以，才有了开篇《幸福》中欠然的状态。

“发明”意义的人

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呢？文学提供了第四种可能，它让我们看到，如果想去“发明”个体的意义将会有多难。当然发明打了双引号，前面也谈到，所有的意义都是社会赋予的，只不过有一些意义感更个人，更非主流，更小众。

文学通过一些特殊形象的塑造让我们看到，如果要去对抗主流社会给你规定的这套意义，会死得很惨。加缪在《局外人》中塑造了一个怪人莫尔索，他正是发明了意义的人。

▲《局外人》，[法]阿尔贝·加缪著，柳鸣九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8月。

小说的情节很简单，主人公莫尔索的母亲在养老院去世，他毫不上心地去奔丧，在葬礼结束后又一如往日地工作和生活，对一切都是无所谓的态度。直到有一天他在海滨度假，因为“太阳太热”杀死了一个陌生人，被投入监狱，最后被判处死刑。

读者对这部小说的印象，可能就是莫尔索的那种格格不入。母亲死了，他居然一滴眼泪都不掉；女朋友问他要不要结婚，他说无所谓；目睹了家暴，他也不去作证。

放在今天，他的每一项举动在微博上估计都会引起舆论风暴。但恰恰是他的这种行为提示着我们，他可能要去对抗些什么，而这种对抗从一开始就出现了。

在小说的开篇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当母亲死后，莫尔索回养老院奔丧，门房热心地与他寒暄，安慰着他，你妈妈死了不要太难过，节哀顺变等等。这时候突然有一个护士走进门来，加缪写到，门房突然朝走进来的护士看了一眼，说：

“她长的是一种下疳。”

下疳是什么呢？如果一个人得了梅毒，鼻子就会糜烂，这是梅毒的一种身体表征，所以小说中的护士是用纱布包着鼻梁的。

为什么加缪要写这一笔？他想告诉读者，其实热心寒暄的门房根本就不关心莫尔索母亲的死，他所做的一切只是在例行公事而已。他真正关心的是别人的性丑闻，他的热情洋溢背后恰恰是冷漠。从开篇的这个细节开始，莫尔索就要与主流的价值判断分道扬镳了。

所以，他一系列看似反常的行为，都是在发明对抗性的新价值。莫尔索的结局如何呢？我们也看到了，在小说中他被判处死刑，但是并不是因为他杀了人，而是因为他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掉眼泪。掉眼泪才是大家觉得应该做的事，才是被社会认可的孝心的证明。

▲图片来源：电影《局外人》（1967）

在小说外他的下场是什么？他被很多读者认为是冷漠和反社会人格。很多年轻读者在读到这部作品的时候，都觉得这是个变态吧，他们完全不理解这样的人物。

也许会有人反驳说，我就特别理解莫尔索。但试想一下，如果他真的是你身边的人而不仅仅是个小说人物，你还会如此笃定吗，你能和他相处一天吗？实际情况可能是，我们对小说中的人物越是宽容，对生活中的人就会越苛刻，因为我们的潜意识知道小说都是向壁虚造的。

其实并没有必要去纠结莫尔索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存不存在，因为文学永远是作为隐喻出现的，是对现实的迂回。莫尔索的意义在于，他让人们看到，以极端方式否认主流或者大时代所勾勒的意义，自己再去发明新意义的代价是惨痛的，而他那双透视的眼睛和独自面对风险的能力，也是世人所稀缺的。

活着图个啥？

活着图个啥？文学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文学也无法回答什么才是有意义的生活，甚至它会把问题越描越黑，带给我们更多困惑。但是借由文学的隐喻，我们看到的生活可能更接近于：

人们已经像哈姆雷特王子一样，不再相信古典时代的天经地义；可能大多数人都是被裹在时代语境的洪流与迷雾里，接受了某种价值观，然后奋勇向前，一辈子就这么囫囵地过去了，像《醋栗》那样；有一些人可能隐隐觉得此刻的生活是不满意的，但又想不到更好的解决之道，像《幸福》那样；而如果要背对社会、发明意义，那么下场会很惨，要付出的代价也会很大，像《局外人》那样。

如果有一天我们能活到90岁，又有多少人能拍着自己的胸脯说，我这一辈子没白活，我活透了呢？更可能的情形，也许是像《哈姆雷特》中所说的：